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
蒋介石立刻拨通了张难先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张难先语气冷静：“委员长，账单退回去了。一万三千元，西湖饭店、绸缎庄和包车费用，省财政走不了这个账。”
“浙江往年没有这个规矩吗？”蒋介石问。
“往年有，所以风气坏了。”张难先回答，“今年我在这里，就没有了。”
蒋介石沉默片刻：“知道了。”挂了电话。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夫人叫来说明，而是直接指示侍从室，从自己的特别费里每月划扣四千元，分三个月补上这一万三。账目列支为“特别公务支出”，不写具体名目。
宋美龄是从侍从室一名会计那里得知此事的。她放下手中的茶盏，对秘书说：“去查查这位张主席在杭州的公馆，每月水电费是谁付的。”
秘书一周后回报：张难先住在省府后院旧楼，租金从薪水里扣；家中用一个老妈子，工资是他夫人从自己教书薪水中支付；长子在上海书局做校对，次子在武汉小学教书，都未借父亲半点关系。
宋美龄听完，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让秘书给张难先办公室送去一盒西湖龙井，附了张便笺：“茶非公款所购，乃友人私赠，请放心饮用。”
张难先收到后，打开茶罐看了看，叫来秘书：“按市价把钱算出来，送到南京宋女士秘书处，就说心意领了，茶钱务必收下。”秘书迟疑：“主席，这会不会……”
“去办。”张难先说。
半个月后，浙江省财政厅正在编制次年预算。张难先在“特别接待费”一栏上画了个圈，批字：“此项目自本年度起取消。所有公务接待，依标准实报实销，超标者自负。”财政厅长拿着文件来劝：“主席，有些往来恐怕……”
张难先指着窗外省政府大门：“要是来人进这道门只为吃一顿超标饭，那不见也罢。”
财政处长小声补充：“可南京那边万一来了人……”
“我陪他们吃食堂。”张难先拿起笔，“我签字了，执行。”
文件下发第三天，南京一位要员来杭州视察。晚上宴请设在西湖饭店，上了几道时鲜。饭后秘书拿着账单请张难先签字，张难先看了看金额，掏出自己的印章，在账单背面盖了个私章：“这顿饭超标准部分，共计二十七元，从我个人下月薪水中扣。其余部分，请按新规在接待费额度内报支。”
要员当晚就知道了，第二天早餐时对张难先笑道：“难先兄，你这是让我难堪啊。”
张难先放下筷子：“不让您难堪，我就得让浙江纳税人难堪。您选一样。”
要员摇摇头，不再说话。临走时在车上对随行说：“这人碰不得。”
年底张难先调任监察委员。离开杭州那天，他只带了一个旧皮箱。财政厅长来送行，递上一个信封：“主席，您三年从未领过的职务补贴，按规矩应该补发给您。”
张难先打开信封，数了数里面的钱，抽出一半放回厅长手中：“我确实兼过几个委员会的职，但没怎么出席过会议，这一半我收了，另一半你拿回去入账。”厅长还想说什么，张难先已经拎起皮箱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后，秘书在张难先留下的办公室抽屉里发现一个更小的信封，里面是三十四元钱，附了张字条：“九月十七日接待南京来人超标餐费，已扣。”
而那笔一万三千元，蒋介石连扣了三个月特别费。第四个月月初，侍从室主任照例送来经费单请他签批，蒋介石看到“特别费”项下比往常多了四千元，抬眼问怎么回事。
主任低声回答：“夫人上月让人补回来了，说不能开这个例。”
蒋介石点点头，签了字。那天晚饭时，他对宋美龄提了一句：“杭州那笔账，张难先调去监察院了。”
宋美龄正在插花，剪下一枝多余的花茎：“知道了。”
后来浙江财政厅的新规一直执行了下去。多年后抗战期间，有审计人员翻到当年的账本，在1931年特别费页脚看到一行小字注记：“蒋夫人杭游费用，奉谕由长官特别费支给，后续已由夫人归还。此事不入公账，特此备忘。”
备注人的签名是时任财政厅的一名科长。他在1940年死于日军轰炸，这条备注成了唯一留在纸面上的痕迹。而张难先在监察院任职期间，共驳回过十七笔权贵亲属的报销单，直到1948年辞职回乡。他带走的还是那个旧皮箱，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就是那支缠了胶布的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