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重庆毛纺厂的一场公审大会后，特务徐君模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镜头记录下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五花大绑，跪倒在地，面色阴沉，垂死前的挣扎已毫无意义。
徐君模跪在泥地上，膝盖底下是前几天下雨积下的水洼，裤子湿透了贴在大腿上，凉气顺着骨头往上爬。他低着头，眼睛却往上翻着看人。刑场设在毛纺厂后头的空坝子上，四周站满了人，有厂里的工人，也有附近住的居民，大人小孩挤成一堆，有人踮着脚，有人把孩子架在脖子上。没人说话，几百双眼睛盯着他，就跟看一只被按在案板上的耗子一样。
行刑队站在他身后五步远的地方，四个人，端着步枪，枪口朝下。队长手里拿着张纸，正念着他的罪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朝天门码头指认地下党联络员，导致三人被捕，其中两人被杀害；同年十二月，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传送毛纺厂护厂队人员名单，护厂队队长第二天就失踪了，尸体在嘉陵江边找到的时候，手指头全被竹签钉穿了。队长念一条，底下的人群里就有人骂一声，后来骂声连成一片，有人往前面挤，被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
徐君模听着那些罪状，嘴角抽了一下。他不是害怕，他是觉得窝囊。他当特务那几年，经手的事多了去了，哪一件不比这几件大？可偏偏就这几件要了他的命。他脑子里飞快地转，想着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拖一拖，哪怕多活半天也好。他想起自己还有几个老关系在重庆，说不定能递个话出去。可他马上又明白了，今天这场面，谁都救不了他。公审大会开完了，判决书宣读完，底下的人喊完口号，他就是个死人了。
队长念完了罪状，把纸叠好揣进口袋，走到徐君模跟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徐君模抬起头，嗓子干得冒烟，他舔了舔嘴唇，想说点什么硬气的话，可嘴巴张开，出来的声音跟破风箱似的：“我……我就是个跑腿的，那些事都是上头的命令。”队长没理他，退后一步，抬起了右手。
就在这时候，人群里头突然冲出来一个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毛纺厂的工装，袖子上还沾着毛线头。她男人就是那个被钉穿手指头的护厂队长。她冲到徐君模跟前，被两个战士架住了胳膊，她就那么隔着人，朝徐君模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唾沫星子挂在徐君模眉毛上，他眨了下眼，没敢抬手擦。那女人被架回去的时候还在喊：“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徐君模看着那女人被拖回人群里，心里头那股窝囊劲突然就散了。他明白过来了，今天他跪在这儿，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是因为他输了。赢的人站着，输的人跪着，就这么简单。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军统训练班的时候，教官说过，干这行要么风光一辈子，要么一颗枪子儿，没有第三条路。他那时候觉得这话是吓唬人的，现在才知道是真的。
队长的手落下来，喊了声“预备”。四个枪手把枪端起来，枪栓拉得哗啦响。徐君模把眼睛闭上了。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知道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后脑勺。他忽然想起他妈，想起他妈在他小时候跟他说，做人要走正道。他那时候嫌他妈啰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他又想起他第一个老婆，那女人知道他是特务之后就跑了，再也没回来过。他这辈子好像什么都没抓住，到头来就落了个跪在泥地上下场。
枪响的时候，他身子往前一扑，脸砸进水洼里，泥水溅起来老高。人群里发出一阵闷响，像是一口气憋了很久终于吐出来了。有人开始鼓掌，有人喊口号，声音乱哄哄的。行刑队长走过去看了一眼，朝后面摆了摆手。两个战士拿草席过来，把尸体一卷，抬到旁边早就挖好的坑里去了。坑是昨天挖的，土还是湿的，草席子放下去，噗通一声，听着就像扔了袋土豆。
人群慢慢散了。那个啐唾沫的女人站在原地没动，眼泪从脸上淌下来，她拿袖子擦了一把，转身往厂里走。旁边有人问她去干啥，她说回去上班，今天的活还没干完。有人回头看那坑，已经有人在填土了，铁锹铲下去，土块砸在草席上，闷闷的响。太阳从云里露出来，照在毛纺厂的烟囱上，烟囱冒着白烟，跟平时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