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很多事情，你看不惯的很多事情，早就被毛主席看透了！所以说，毛主席的思想能穿透几百年！

1951年12月29日，毛主席就胡乔木送来的新闻刊发请示作出批示：“照发。应于卅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拿出大幅版面，公布河北省委揭发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经过，还登出了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

刘青山、张子善都曾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先后担任天津地委领导职务，主持地方党政工作。他们利用治河工程及其他经济活动，伙同不法商人侵吞、骗取和挪用大量国家财物。

早在案件公开前约半年，天津地区已有部分党员对二人的行为产生不满。有人提出意见，遭到排挤、打击；二人又用欺瞒上级、馈赠财物等手段笼络干部。掌握情况的人不敢讲，上级收到的情况不真实，违法行为便继续扩大。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表会议。
随着问题被集中揭发，参会代表进一步追查案件，批评有关领导的官僚主义。刘青山于11月29日、张子善于12月2日先后被逮捕。12月4日，河北省委作出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全国胜利已近在眼前。毛主席要求干部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警惕胜利后可能袭来的“糖衣炮弹”。人民政权的机关将进入城市，接管企业、财政和物资，干部面对的考验也由战场延伸到行政权力与经济利益。

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同毛主席谈过政权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担心，一个政治团体艰苦创业时人人勤奋，事业扩大以后，却可能因懈怠、权力膨胀而走向衰败。毛主席谈到民主，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那时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双方谈论的却是掌权之后谁来约束掌权者。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12月8日，毛主席又为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露贪污浪费。
到年底，他同意把刘青山、张子善案公之于众，地方党组织内部查处的案件由此成为全国关注的警示。

1952年2月10日，保定举行公审大会。
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提起公诉，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亲笔书写公诉书。两人借治河工程等机会勾结商人，侵吞、骗取和非法挪用的国家资金合计171亿余元，按当时使用的旧人民币计算。

两个月后，惩治贪污由运动中的集中查处进一步进入成文法规。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席会议的委员名单中，有毛主席，也有七年前在延安谈论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4月21日，毛主席签署命令公布施行。

条例的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公款和收受贿赂等，均属于贪污罪。第十三条还规定，领导人员发现所属人员贪污而故意包庇、不予举发，也要受到处分。

第十四条进一步写明，任何人都有权向行政、监察、公安、检察和法院等机关检举贪污行为；对检举人打击报复者，也要受到刑事或行政处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压制下属意见，法条便给检举与追究报复行为规定了正式途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员可以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工作人员，可以向中央提出申诉、控诉；不尊重乃至侵害这些权利，要受纪律处分。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提出，党外人士能够提供党内不容易获得的监督，帮助发现工作中的错误。

1957年，整风开始时曾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随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一些提出批评的人受到政治处分，批评和监督权的实际行使受到严重影响。

此后，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判断出现更严重的错误，党内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逐渐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毛主席负有主要责任，党中央也未能及时纠正错误。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刑事追诉和审判开始有了统一的成文法律依据。1981年历史决议又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文化大革命”作出明确评价。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对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有关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三十年前天津地区曾有干部因揭发贪污受到排挤，这一次，对批评者的保护写进了国家根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