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刘乙光终于得到了调任的命令，恢复了“自由”。在离别前张学良亲自与他合影，这让刘乙光非常震惊，因为在这25年的看守过程中，他没少虐待张学良！

合影那天下午，院子里的阳光有些晃眼。刘乙光站得笔直，两只手贴着裤缝。张学良走过来，拍了拍他旁边的石凳。“坐吧，老刘。”刘乙光没动，喉结动了动。张学良自己先坐下了，眼睛望着远处山头的云。“二十五年了，”他说，“你我也都老了。”

刘乙光这才慢慢坐下，凳子冰凉。他想起在郴州的时候，张学良发高烧，他背着人走了五里夜路找大夫。那时候张学良趴在他背上，呼吸喷在他后颈，也是滚烫的。可第二天一早，他还是照常收了张学良妹妹寄来的包裹，拆开检查，扣下了那支钢笔。

“这些年，我常想起阳明洞那会儿。”张学良的声音把他拉回来。“洞顶滴水，你总抢着睡靠外的那头。”

刘乙光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蜷。他记得。那是怕山里有蛇，睡外面能先挡着。可他嘴上说的是：“职责所在。”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赵一荻端着茶盘过来，轻轻放在石桌上。她看了刘乙光一眼，没说话，又退到廊下去了。

“你家里怎么样了？”张学良问，“听说大女儿在教书？”

刘乙光点点头。他不太愿意谈家里的事。这些年妻子病着，孩子跟他也不亲。有次小儿子在饭桌上顶嘴，说他是“看牢的”。他当时摔了筷子，眼角瞥见张学良低头扒饭，动作都没停一下。

“到了台北，有什么打算？”张学良又问。

“听局里安排。”刘乙光答得很快，像在报告。

张学良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我托人备了点钱，不多，给你孩子读书用。”

刘乙光的背一下子绷紧了。“这不行。”

“就当是给侄辈的。”张学良放下杯子，杯底碰在石桌上，轻轻一声。

刘乙光盯着桌面的纹路。他想起1947年二二八那天晚上，部下传话来说情况不对就动手。他在张学良房门外站了一整夜，手里的枪握出了汗。天亮时，他透过门缝看见张学良和衣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天花板。

“张先生，”刘乙光开口，声音有点干，“那些年……有些事，是上峰的命令。”

张学良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都过去了。”他站起来，“来，照张相吧。”

刘乙光跟着起身，动作有些僵。赵一荻拿着相机走过来，指了指院里的槐树。“就站那儿，光线好。”

两人并排站着，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刘乙光挺胸收腹，像当年在黄埔照相时那样。张学良却松垮垮的，双手插在裤兜里。

“刘队长，”赵一荻在镜头后说，“您放松些。”

刘乙光试着动了动肩膀。他听见快门响了一声，又一声。

照完相，刘乙光敬了个礼，转身要走。张学良叫住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盒子。“这个，你收着。”

盒子里是块怀表，表壳磨得发亮。刘乙光认得这块表，在溪口的时候，张学良常拿出来看时间。

“走得还挺准。”张学良说。

刘乙光握着盒子，金属边硌着手心。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接刘乙光的车来了。他拎着那只旧皮箱走出大门，没回头。上车前，他看见二楼窗户后面站着个人影，看不清脸。

车子开出去很远，刘乙光才打开盒子。表针滴答走着，背面刻着字：汉卿自用，民国二十五年。

他合上盖子，看向窗外。路边的相思树开花了，细细碎碎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