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赵本山向妻子葛淑珍提出离婚，葛淑珍说：“离婚可以，那你要给我一些补偿吧？”不曾想，赵本山接下来的举动更是直接吓到了无数人……
葛淑珍接过那张纸，借着窗外的雪光看。纸上的字她认不全，但“房屋”“车辆”“存款”几个词她认得清楚。后面跟着的数字，二十五万，让她捏着纸边的手指僵住了。铁蛋在里屋咳嗽，她下意识地转身想去看看，赵本山的声音在身后又响起来：“存折在里头，随时能取。”
她把那张纸放在炕沿上，没说话，走到里屋去给铁蛋喂了口水。孩子瘦小的身体靠在她怀里，呼吸声粗重得像拉风箱。等她再出来时，赵本山已经不在屋里了，那张纸还摊在那儿。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文书来了，说是赵本山托他带的，要按正规手续办离婚，也得签字。文书念了条款，说财产分割都按昨晚说好的来，问她有没有意见。葛淑珍摇头，接过递来的笔，在文书手指的地方歪歪扭扭写了自己的名字。文书又拿出一盒印泥，她按了手印，红色的印子晕开了一点，像滴化了的血。
丈夫成了前夫。房子、车子和二十五万，现在是她一个人的了。她去银行，把那张存折递进柜台。柜员是个年轻姑娘，看了一眼数字，又抬头看了她一眼。钱存了三年定期，利息高一些。走出银行时，葛淑珍把回执折成小块，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
她用利息的一部分租了铁岭街边一个摊位，开始卖鞋垫和袜子。进货的钱是从二十五万里取的，但本金她不敢动。摊位很冷，她穿着最厚的棉裤，脚还是冻得发麻。晚上收摊回去，铁蛋的咳嗽声会持续很久，她揉着孩子后背，眼睛盯着窗外的月亮。
有天收摊早，她经过一家电器店，橱窗里电视机正播着节目。一群人围着一个熟悉的人在笑，那人脑袋上扣顶破帽子，说话一抽一抽的，把周围人逗得前仰后合。她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然后拉了拉肩上快滑落的编织袋袋子，转身走了。铁蛋今天咳得厉害，她得早点回去。
日子往前挪着。三年快到了，银行通知她定期存款可以取了。就在通知来的前一天，铁蛋抓着她的手，在凌晨没了声息。给孩子办完后事，葛淑珍揣着那张到期的存折又去了银行，把钱连本带利取了出来，厚厚一沓，用旧报纸包着。回到家，她打开报纸，数也没数，抽出一小部分放进抽屉，那是下个月的饭钱和摊位费。剩下的又原样包好，塞回了炕柜最深处。

她没再把钱存回银行，也没动它。摊位变成了小店，店里添了锅碗瓢盆，卖起了简单的早饭。女儿玉芳放假回家帮忙，有天忽然小声问她：“妈，爸给的那些钱……你还存着吗？”
葛淑珍正在擦桌子，动作没停：“存着呢。”
“不用点吗？你看这店面多小，我们可以……”
“那是最后的底，”葛淑珍打断女儿，语气很平，“你上学要钱，万一你再病了呢？你自己挣来的钱，花得才踏实。”
玉芳毕业后在大连找了工作，要把她接过去。葛淑珍把小店盘了，收拾行李。打开炕柜深处那个包袱，报纸已经发黄变脆。她把那包钱拿出来，放进一个装过饼干的铁盒里，锁好，塞进行李袋最底层。
在大连安顿下来后，她去了一家饭店帮厨。工作很累，但每晚下班时，她心里是满的。女儿好几次劝她：“妈，你现在可以享福了，别干了。”她总是摇头，说闲着骨头疼。
很多年后，她自己盘下了一家小面馆。生意不错，足够她和女儿生活。那个铁盒子一直放在她床头柜抽屉里，没被打开过。
有熟客闲聊时提起赵本山，说他公司开得大，徒弟收了无数。葛淑珍在厨房擀面，外面的声音断断续续飘进来，她手里的擀面杖匀速滚动，一圈，又一圈，面皮均匀地向四周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