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有可能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对华态度最友好的，虽然他也“反华”，但特朗普毕竟商人出身，注重利益，“贸易战”和“科技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妥协，这份圆滑是拜登、奥巴马所没有的。很多人一提特朗普就摇头，觉得他是反华急先锋，可你把他跟奥巴马、拜登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特朗普可能反而更愿意谈交易。

美国农民盼着中国多买大豆，上个月底新公布的中美关税优惠清单，却没有把最重要的普通大豆列进去。反倒是玉米、木材、化妆品，以及中国生产的玩具、小家电，被摆上了谈判桌。
这个细节比特朗普的表态更能说明问题：容易谈的生意正在推进，真正牵动双方利益的难题还悬着。9月2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双方各提出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建议今后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合计涉及约600亿美元贸易。
但优惠幅度与实施日期当时并未确定，关税休战也只是再延长两个月。双方愿意寻找共同利益，确实是积极变化，却还谈不上彻底解决贸易争端。

特朗普的特点，不是对华政策温和，而是喜欢先把价格喊得很高，再观察对方如何出牌。2018年，他发动大规模关税战，中国采取反制措施。
2025年春天，双方又经历一轮关税急剧升级。直到5月12日发表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双方才同意暂停部分加征措施，为后续磋商腾出空间。
不过，关税看似是让外国企业掏钱，账单却没有这么简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23年的研究指出，2018年至2021年，美国进口商承担了相关加征关税的几乎全部直接成本。
企业可以压缩利润，也可能提高售价。特朗普每次施压，都得考虑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究竟能够承受多久。
这种压力已经反映在美国国内政治上，10月9日公布的与益普索民调显示，78%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推高了生活成本。物价上涨涉及能源、国际冲突等多种因素，不能全归于对华关税。
但当选民越来越在意超市账单和生活开销，白宫自然需要重新计算持续对抗的政治成本。在芯片问题上，特朗普同样表现出调整政策的意愿。
2026年1月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英伟达H200、AMD MI325X等芯片的出口许可申请，在符合条件时逐案审核。而且，别忘了华为是在2019年5月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当时正是特朗普第一任期。
随后，美国继续扩大相关出口限制。半导体产业涉及设计软件、制造设备和关键材料，放宽某类芯片的审批，不能代表整个技术限制体系已经解除。

商人重视利润，不意味着他会在科技竞争上完全退让。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签下的协议，也值得重新看看。
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约定扩大美国商品和服务采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事后评估，2020年至2021年的实际采购金额约达到承诺总额的58%。
双方能够签字，不代表所有约定都能兑现，执行情况同样重要。另一笔账是美国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9月24日分析指出，尽管美国正在扩大稀土投资，但短时间内仍难摆脱对中国供应的依赖。
汽车、电机和国防制造都需要相关材料，美国有自己的技术优势，中国也有不可轻易替代的产业能力。这才是双方能够持续谈判的重要现实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与特朗普的区别相当明显。奥巴马推动亚太再平衡，重视盟友合作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希望通过地区布局增强美国影响力。
但他任内也推动过中美气候合作，2014年两国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因此，将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完全归结为遏制，也不符合事实。
拜登的方式则更强调长期政策。2022年，美国强化先进芯片出口管制；2024年，又决定把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提高到100%。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通过产业补贴和盟友协调推动供应链调整。

不过，他也没有关闭中美经济沟通渠道。
不同政府采取的手段有区别，但竞争与接触往往同时存在。相比之下，特朗普更喜欢把商品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行动迅速，调整起来也较为直接。
奥巴马注重地区安排，拜登更强调制度建设，而特朗普倾向于寻求能够对国内展示的具体成果。但三者并非完全割裂。
特朗普可以改变谈判气氛，却未必愿意取消所有限制，更不能将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随意交换。我认为，特朗普之所以给人一种比奥巴马、拜登更容易打交道的印象，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欣赏中国，而是因为他的政策中存在较明显的利益交换空间。
对他而言，增加美国出口、降低部分企业成本、争取国内选民认可，都是可以衡量的政治成果。只要双方找到互利条件，一些政策就存在调整余地。

当然，若将他称为美国历任总统中最友好的一位，还需要考虑不同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不能只拿近几年的关税谈判作比较。在我看来，中国更应当利用这种能够谈判的空间，同时保持清醒。
双方有能力控制部分摩擦，但关税清单尚未全部落实，芯片和关键产业争议也远未解决。真正重要的不是特朗普讲话是否友善，而是协议能否执行、限制是否实际减少、企业能否获得稳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