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信源：南方周末：《袁家后人在袁寨》

粉子胡同尽头，有座破旧的关帝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靠墙坐着，身上裹着件旧长衫，膝上搭着薄被。
 
那人正是袁克定。
 
谁能想到，这位曾经出门有车马随行、家中高朋满座的大公子，如今连吃一个馒头都要发愁。
 
他是袁世凯的嫡长子，从小锦衣玉食，读书时接触中西课程，还去德国留过学。骑马、谈诗、读外文，他一样不落。
 
后来，称帝的事成了一场闹剧。袁世凯退位不久便病逝，袁家也跟着失了势。曾经围在袁家门口的人，很快散了大半。
 
府里的开销却没跟着散，仆人要遣，房产要卖，字画古董也一件件拿去换钱。
 
家里的钱一点点见底。
 
袁克定腿脚有旧伤，走路一瘸一拐，年纪大了，身子也一天不如一天。
 
他从没做过营生，想靠自己的手艺谋生，临到头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最后，他连房租也交不起，只能搬出原来的住处，躲进粉子胡同一座废弃关帝庙的偏房。

一天清晨，老仆人刘三路过胡同，远远看见墙根坐着个人。他起初不敢认，走近几步，才发现是多年没见的大少爷。

刘三怔住了，手里的布袋差点掉在地上。

“少爷？”他声音发颤，“真是您？”

袁克定抬起头，愣了半晌，才认出他：“刘三？你怎么来了？”

刘三眼圈一下红了：“我听人说您在这儿，赶紧找过来。您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袁克定把衣襟拢了拢，故作平静：“人老了，哪儿不能待？”

刘三看着他身边冷透的半碗水，没再多问，只说：“少爷，您等着，我去弄点吃的来。”

从那天起，刘三每天一早就去菜市场附近转悠。

摊贩丢下来的白菜帮子、别人吃剩的窝头，他都仔细挑拣，能洗的洗干净，能蒸的重新蒸热，再用旧布包好送到庙里。

几天后，张伯驹听说了袁克定的处境。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在宴席上谈笑风生的表哥，竟落到住破庙、靠旧仆送饭的地步。
 
张伯驹和袁克定是表兄弟。两人年轻时的处境不同，张伯驹也并非是可以随手拿钱济人的富人。
 
他爱收藏，为了买下《游春图》，甚至卖掉房产筹措资金。可听说袁克定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他还是决定把人接到承泽园。
 
他赶到粉子胡同时，袁克定正坐在墙边，手里捧着半块窝头。刘三站在一旁，见张伯驹进来，忙往后退了一步。

张伯驹看着屋里漏风的窗户，又看了看袁克定身上的旧衣裳，心里一沉。

“表哥，跟我回承泽园吧。”他说。

袁克定放下窝头，抬眼看他：“我这个样子，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

“住一间屋，吃几顿饭，算什么麻烦？”张伯驹走上前，“你先跟我回去，身体养好再说。”

袁克定仍有些迟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张伯驹笑了一下：“他们说他们的。你是我表哥，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挨饿受冻。”

刘三在旁边劝道：“少爷，您就听张先生的吧。承泽园总比这破屋子暖和。”

袁克定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窝头，许久才点头：“好。我跟你走。”

在张家，袁克定吃饭时仍保留着旧日习惯。
 
即使桌上只是窝窝头和咸菜，也会系上餐巾，把窝头切成小片，慢慢吃。
 
那份讲究既像是多年习惯，也像是他努力留住的一点体面。
 
1949年以后，张伯驹一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了。承泽园里住着一家老小，吃穿用度都要精打细算。
 
袁克定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总不能让他一直靠张家接济。
 
后来，章士钊听说了他的处境。
 
那时章士钊已在中央文史馆任职，便替袁克定争取了一个馆员名额，让他每月领一笔生活费。
 
金额不算多，据说每月五六十元，却让袁克定终于有了些稳定的着落。
 
对这个老人来说，那笔钱不只是生活来源，也让他在寄居多年后，重新找回一点自立的感觉。
 
1958年，袁克定在张家去世，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