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方便有些理解长句有困难的网友，我再往简单讲讲。🔻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工业化。在广大农村，通过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约3亿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耕者有其田”。🔻对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分得土地不仅意味着获得了生产资料，更意味着获得了最根本的生存保障。这种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模式，构成了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雏形。农民拥有土地，理论上可以通过耕种获得收入，并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依靠家庭和土地的产出维持生计，这就是当初制度设计的初衷。🔻这不是讲当初制度设计就一定是错的，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当然要不断调整和改进。🔻比如，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显现之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解决包括贫困农民养老在内的诸多问题，我们还有由私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的尝试，在这一阶段，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参与集体劳动获得工分和实物分配，其养老保障直接与集体的经济状况挂钩。当时集体经济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当时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高低。🔻在当时国力薄弱、外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从农业提取剩余来快速实现工业化，同时以土地和集体来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我们尝试出的将中国工业化的可行路径。农民养老保障的“低水平”和“土地依赖”，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人口货币化产出少的问题开始凸显，剪刀差不可能永远维系，必须承认的是：“土地是养老金”的兜底功能，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现实约束下已经严重弱化。传统耕种无法支撑养老，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伴随着国力增强，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惠农政策和脱贫攻坚，对农民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大规模的逆向补偿。2006年取消农业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国家砸下真金白银，实现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进。🔻土地的价值必须从“种粮收益”转向“资产变现”才能发挥养老功能。因此，当前的改进路径是双轨并行的：一方面，通过土地确权、流转、宅基地改革和乡村振兴，盘活农村土地资产，让土地从“兜底工具”变成“养老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建立高龄倾斜机制，让国家财政直接为农民养老兜底。🔻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相对匮乏，很难照搬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必须走渐进式、可持续的普惠道路。但“渐进”不等于“停滞”，“普惠”不等于“低水平”。🔻再讲一些改进的例子：有的地方创新建立了土地流转收益再分配机制，明确土地流转收益按百分比专项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与老年技能培训；有地方将全村土地交由合作社托管经营，集体的土地合作化经营收益可基本支撑多个养老院正常运转；有地方推出了“带地养老”模式，针对有土地但因缺乏劳动能力难以有效利用的特困人员，通过土地流转将收益用于支付养老服务费用；苏州虎丘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有偿退出试点地区，退地老年农民在领取农村养老保障金的基础上，由区财政每人每月再补贴，使其每月收入达到上海镇保水平；2026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加以利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同时，国家在推进农村耕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还有一些关于建立70周岁以上高龄群体养老金梯度增发机制，实施差异化待遇倾斜、应明确村集体经营性收益用于参保补助的最低计提比例的提案建议建言献策，都为如何改进农村养老提供了方向和参考。🔻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给农民涨养老金”，而在于“怎么涨、涨多快、钱从哪里来”，目前看来努力的主要方向就是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定额调整权重、盘活土地资产。🔻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是对的。懒得看上来就骂人的也理解，尊重，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