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教授说：
“《史记》里最重的一笔，不在帝王本纪，而在一个工匠的报价单上。”
他讲的是汉文帝。文帝想建一座露台，召工匠来算，工匠报了个价：百金。文帝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建了。他给的理由是，百金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家产。他住着先帝留下的宫室，常怕配不上，还建什么露台？王立群说，司马迁把这件事写进《孝文本纪》，只用了两行。可这两行，比很多帝王一生的诏书都重。
那堂课上，王立群把《史记》翻到《孝文本纪》，用铅笔在“百金”旁边画了个圈。下课后，他又翻到《河渠书》，在“数万人”旁边画了同样的圈。两个圈，一个停手，一个开工。
后来王立群又讲汉武帝。有人建议修一条渠，从长安引水到商颜，征发数万人。渠成后，关东沃野千里。司马迁写“民多便之”。王立群在讲座上把两段并排投在屏幕上。一边是“百金，十家之产”，一边是“数万人，渠成”。他问：如果读史只看见“渠成”，谁还记得那数万人里，有没有人再也回不了家？
王立群没有直接回答该不该修。他说，该不该修是另一回事，但读史的人不能只看结果，不看代价。汉文帝停手，不是因为他不想建露台，而是他算账时把普通人算了进去。汉武帝开工，也不是因为他残忍，而是他算账时只算了功业。两种算法，后来都写进了《史记》。可司马迁给文帝的本纪里，留下了“十家之产”；给武帝的河渠书里，只留下“民多便之”。
那堂课后，一个学生追到走廊问：“先生，那十户人家后来怎样了？”王立群说，他不知道。司马迁也没写。但他知道，文帝停建露台后，把省下的钱用在了减田租上。文帝十三年，下诏免田租。司马迁写“农，天下之本”。王立群说，这不是说一座露台能救天下，而是说一个决定背后的算法，会落到很多人头上。
王立群又让学生数《河渠书》里出现的人名：郑当时、汉武帝、水工徐伯。数万挖渠人，一个名字也没留下。王立群说，这就是他说的“代价”。渠水灌田，史书记住了渠，没记住人。
后来黄河在瓠子决口，二十余年，梁楚之地受害。汉武帝亲临堵口，作《瓠子歌》。王立群说，司马迁把这些都写进《河渠书》，但那些第一次挖渠的人，早已成了数字。
王立群说，他研究《史记》越久，越不敢把“渠成”“民便”当成功劳读。因为每个字后面，都有一张没写进史书的脸。他们不是不重要，而是史书的格子不够。读史的人要自己把格子撑开。
王立群最想告诉学生的话是：历史不只是谁赢了，还有谁被算成了数字。他合上书，说：“《史记》最重的一页，不在帝王本纪，而在那些没写成列传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