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祖龙能多活一二十年，世界会发生什么？
他最后一次巡视北疆时，接到边报：蒙恬已连续三次击退匈奴主力，长城沿线五十万军民正将耕战体系向北推进。扶苏站在沙盘前，指出若再稳十年，河套可成粮仓，骑兵能出塞千里。祖龙咳嗽了几声，没有立刻回答。
南方的密奏也在同时送达。赵佗已平定百越腹地，奏请将五十万士卒转为屯民，设立郡县，推广秦法、农具与文字。随奏报附上一匣新稻种，说是岭南第三季收成所获。
那夜，咸阳宫中烛火通明。丞相李斯进宫议事，见陛下正用朱笔在地图上画出两道弧线：一道从陇西延伸至辽东，一道从巴蜀贯穿至南海。弧线之内，标注着统一的度量衡符号。弧线之外，却是空白。
“北方匈奴、东胡、月氏，西方羌戎，西南夷……这些地方，如今还是异言异服。” 祖龙抬起头，“朕要的不是他们纳贡称臣。”
李斯不解。祖龙让侍从展开另一卷竹简，上面写着新制：凡归化之地，十五年内赋税减半，子弟通秦语、习秦律者，可入咸阳官学；当地首领子弟，愿入咸阳为质子者，其部族视为内郡。竹简末端，盖着皇帝玺印，日期是三个月后。
“陛下，此策若行，六国旧族恐借机……”
“六国？”祖龙打断他，“六年了，哪还有六国。如今只有秦人——说秦语、用秦钱、守秦法的秦人。”
半月后，诏令下达各郡。最初两年，朝野议论纷纷，边地首领观望不前。直到陇西一名羌人首领送长子入咸阳，三年后，此人回乡推行秦制，其部族粮产增三成，青年争习文字。消息传开，河西、东胡、南夷各部陆续遣使而来。
第七年秋，祖龙主持咸阳官学大考。上榜者百余人，其中三十余人来自所谓“化外之地”。发榜那日，他将一枚特制的“壹”字钱赐给榜首那名东胡子弟，钱币背面刻着“书同文”三个小字。
此时南方的赵佗已改郡县为九郡，派遣秦官与越人共治，稻作两熟之法遍传岭南。北方蒙恬不仅守住了长城，更将秦直道修出塞外三百里，沿途设驿传、粮仓，商队已能沿道西行至月氏边境。

第十五年，祖龙病重。最后一次朝会上，他让扶苏近前，交予两卷地图。一卷是华夏三十六郡，郡县之间线条细密如网；另一卷则勾勒出更广阔的疆域，北至漠北，南至涨海，西逾葱岭，东极朝鲜，其上遍布相同的“壹”字符号。
“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还不够。” 他气息微弱，手指点了点空白处的西域与南境，“要让后世子孙，无论走到哪里，用的都是同一种尺，同一种秤，同一种钱，同一种话。”
祖龙逝后，扶苏即位。他没有召回南北大军，反而增派吏员与学者前往边郡，将官学体系推广至新归化之地。秦律中增设“化异篇”，规定凡自愿行秦法、习秦文者，视同秦人，享同等田爵。
又二十年，当咸阳城内的孩童诵读“黔首自实田”时，西域来的使臣已能用夹杂胡音的秦语呈报商路情形；南越来的学子在稷下学宫辩驳“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而辽东的渔户在交易时，自然掏出了背面刻着“壹”字的铜钱。
长城不再是边界，而成了一条横贯东西的驿道枢纽；灵渠也不仅是运粮水道，更成了南北文书往来的通道。那些曾被史册称为“戎狄蛮夷”的族群，如今在户籍册上只有同一个称谓：秦人。
后世在岭南汉墓出土的木牍上，发现一名越人官吏写给咸阳儿子的家书，用的全是秦篆。其中一句写道：“汝寄之《仓颉篇》，阿翁已能诵矣。县中孩童如今皆言秦语，几不知越音为何物。”
而在漠北匈奴王庭遗址中，考古者挖出一枚“壹”字钱，与关中出土的毫无二致。钱币埋在一堆烧焦的羊骨旁，一同出土的还有半卷《为吏之道》竹简，简上刻着一名匈奴贵族学习秦律的笔记。
那卷祖龙留下的空白地图，终究没有等到后人填满。但在他离去后的第七十年，当汉使张骞踏足西域时，发现许多城邦首领仍能书写秦篆，且犹自使用着“铢两”计量、以“尺”度物。他们称这种制度为“老秦法”，并问中原是否还在用同样的铜钱。
此时秦朝已亡，汉承秦制。但长城内外、岭南塞北的人们，量物时仍习惯抬手比划一尺的长度，交易时下意识掂量铢两，书写时总不自觉带出小篆的笔锋。那些曾被祖龙画在弧线之外的空白，早已被同一种文字、同一种度量、同一种货币无声地连接了起来。
而所谓“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一个民族”的预言，并未以刀兵征服的方式实现。它化成了边关驿卒传递文书时共同看懂的文字，化成了胡商与秦贾交易时无需换算的秤杆，化成了岭南孩童与陇西少年诵读同一种篇章时的口音。当后世子孙翻开各地出土的竹简、木牍、铜器，看到上面如出一辙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时，才会想起：原来那条始于咸阳的弧线，从未真正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