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工人私下抱怨一句工资低、工时长，可能不会被辞退，而是在凌晨被几个人按住，注射镇静剂，随后以“精神病人”名义送进封闭医院。这不是黑色小说。苏联时期，以精神病为由被强制收治的人数以十万计，准确数字至今难以核实。问题在于：当局有能力逮捕，为什么偏要绕道医学？答案很直接：既要压掉反对声音，又不想在国际上留下政治镇压的把柄。
1939年，内务部门把喀山一所精神病院纳入监狱系统，苏联第一座专门关押“思想犯”的监狱精神病院出现。斯大林时期主要针对政治犯，赫鲁晓夫时期范围扩大。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停滞、物资短缺、社会不满增多，精神病诊断成了常用工具。克格勃与精神病学界合作，把政治异议包装成医学问题。
这种把医学异化为镇压工具的操作，完全是把文明的底裤撕得稀碎。
1939年贝利亚直接把喀山精神病院划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第一座“监狱精神病院”就这么诞生了。后面几十年里，私下吐槽工资低工时长、敢对政策提半句质疑的普通人，凌晨被上门按头注射镇静剂，直接就被安上“精神偏执”“反苏妄想”的标签送进去，前后被强制收治的人数以十万计。
赫鲁晓夫那句“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把这套荒诞逻辑摆得明明白白。不用公开逮捕审判，对外全是“医疗干预”的说辞，既能堵上所有反对声音，又能在国际社会装出一副人道的样子，说白了就是用最“温和”的外壳，干最下作的思想清洗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