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三个人提前看穿了毛主席的命运...
 
第一个人，杨昌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
 
1915年前后，长沙，杨昌济日常观察毛泽东和蔡和森这批学生，杨昌济把毛泽东写的文章推荐给报刊发表，还多次向别人提起这个学生。
 
1918年，杨昌济写信给好友章士钊，信里写明，毛泽东、蔡和森是海内人才，救国重任落在这两个人身上，后续，杨昌济1920年病逝，他生前这封推荐信，是现存较早、书面记录下看好毛泽东未来的文字。
 
第二个人，柳亚子，爱国诗人。
 
1929年，上海，当时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已经被剿灭，柳亚子写下《存殁口号六首》，诗句里直接把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称并世支那两列宁。
 
1932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围剿，战事紧张，柳亚子再写诗，写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后续，解放战争时期，柳亚子在重庆和毛泽东会面，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国内，参与新中国建设。
 
第三个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导人。
 
1938年，莫斯科，王稼祥准备回国，季米特洛夫接见王稼祥和任弼时，当面交代，中共要支持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不要再争夺领导权。
 
当时党内还有争论，不少人还推崇留苏回来的王明，这番指示，传递到延安，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续，季米特洛夫一直在共产国际任职，1949年病逝。
 
简单讲，这三个人，身份各不相同，杨昌济是老师，看重青年毛泽东的学识与抱负，柳亚子身在国统区，隔着封锁，看到井冈山武装斗争的潜力，季米特洛夫站在国际视角，看清国内革命斗争现实，认定毛泽东才适合带领中共走下去。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共产党，国民党手握全国军队、钱粮，占据大城市，不少人觉得共产党的根据地坚持不了多久，这三个人没有凭空猜。
 
杨昌济常年和毛泽东接触，看他读书、组织新民学会，柳亚子持续收集苏区战事消息，看一次次反围剿战果，季米特洛夫看过大量来自中国前线的报告，对比不同领导人的斗争实绩。
 
本质是他们看懂一件事：毛泽东扎根农村，依靠老百姓，这套办法，贴合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的战局走向，印证了他们当年的判断，历史不是靠个人预言推进，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选择，最终汇成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