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他没有去质问。在原地站了几秒后，他径直走到长桌前，不是走向那把空着的客椅，而是直接拉开了勃列日涅夫右手边的抽屉。那是他自己的旧抽屉，里面应该放着常用印章和几份未签字的文件。
抽屉是空的，连衬布都撤掉了。
赫鲁晓夫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慢慢关上抽屉。这个动作比任何话都清楚——他的私人物品已经被提前清理，对方不是今天才坐上这个位置，而是已经接管了这里。
勃列日涅夫这才开口，语调平稳：“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坐。我们需要谈谈工作交接。”
“我的警卫在哪里？”赫鲁晓夫问。
“他们换班了。”苏斯洛夫接过话，“这是正常的岗位轮换。”
赫鲁晓夫知道这不是轮换。他拉开客椅坐下，目光扫过在场每个人的脸。柯西金低头整理面前的文件夹，米高扬避开视线，只有勃列日涅夫坦然迎着他的目光。这些细微的差别让他明白，主席团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区别只在于谁先避开了他的眼睛。
“议程是什么？”他问。
勃列日涅夫推过来一份文件。首页是打印的会议日程，第一项赫然写着：“关于解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提议”。
赫鲁晓夫翻到第二页。上面列着具体条款：农业政策失败、外交冒进、个人专断……每条后面都附有简短的数据和事例。这不是临时罗列的罪名，而是精心准备的弹劾材料。
“谁起草的？”他问。
“主席团多数同志的意见。”苏斯洛夫回答。
“多数？”赫鲁晓夫冷笑，“我还没死，你们就急着分行李。”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这种沉默比反驳更致命，它意味着在场没有人会为他说话。
赫鲁晓夫知道，在主席团内他已经输了。唯一的可能是争取中央全会，利用几百名中央委员的投票。但他需要时间，需要联系几个关键的地方书记。
“我要求休会，”他说，“下午再开全会表决。”
勃列日涅夫与苏斯洛夫交换了一个眼神。
“可以，”勃列日涅夫说，“但在这期间，请您在休息室等候。这是为了会议秩序。”
这不是商量，而是软禁。
赫鲁晓夫被带到一间小休息室。门外站着两名军官，门从外面关上。房间里没有电话，只有一扇可以看到内院的小窗。他坐到沙发上，看着窗外出神。
他想起上个月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抱怨农业收成，柯西金谈工业效率，一切如常。原来那些抱怨和讨论都是在铺垫，而他完全没有察觉。
下午两点，门开了。苏斯洛夫通知他全会即将开始。
“我有发言权吗？”赫鲁晓夫问。
“按照章程，您可以在表决前发言。”苏斯洛夫顿了顿，“但建议您简短些。”
全会大厅里坐满了人。赫鲁晓夫走上讲台时，台下鸦雀无声。他看了一眼主席团席，勃列日涅夫已经坐在正中央，其他成员分坐两侧，那个格局和上午一模一样。
他对着话筒，讲了二十分钟。讲农业改革的初衷，讲古巴导弹危机时的权衡，也承认自己在玉米推广上过于冒进。他没有指责任何人，也没有请求支持。
最后他说：“如果同志们认为我应该离开，我会接受这个决定。但我始终认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国家。”
台下仍然一片寂静。
表决很快开始。主持人念出提案：“解除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要求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举起来。
赫鲁晓夫看着台下，数百只手举在空中，像一片沉默的森林。他看到了几个他提拔的干部，他们的手也举着，只是举得比别人低一些。
提案通过。
散会后，赫鲁晓夫从侧门离开。他的专车还等在老地方，司机还是那个司机。车开出克里姆林宫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宫墙在黄昏中渐渐模糊。
回到别墅，妻子已经在等他。她没有问会议结果，只是接过他的外套。
第二天上午，来了两个工作人员清点文件。赫鲁晓夫打开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让他们检查。收音机里传来新闻播报：“……因年龄和健康状况，赫鲁晓夫同志不再担任领导职务……”
他走过去，伸手关掉了收音机。
房间里安静下来。他走到窗前，院子里落叶满地，几个工人在远处修剪草坪，动作很轻。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需要再问司机明天几点出车，也不需要签批任何文件。
下午，他坐在院子里，看着落叶一片片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