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二十几岁时，本事不大。但他的胸怀，却是举世罕见的。
丁汝昌的棺椁停在刘公岛一处临时搭起的棚子里，三根粗铁链缠得死死的，在风里偶尔发出几声闷响。几个老部下远远望着，没人敢靠近。朝廷的抄家令比讣告到得还快，丁家妻小已被赶出府邸，眼下不知流落何处。
消息传回紫禁城，光绪在养心殿里来回踱步。太监递上刚拟好的谕旨，上面写着“丁汝昌临阵畏缩，着追夺一切恤典”。光绪看了一眼，没说话，只拿起朱笔，在“畏缩”二字上狠狠圈了两道。他想起三个月前，自己曾密令前线速战，丁汝昌却回奏“舰船待修，不宜浪战”。这道折子，当时就被他攥成了团。
威海卫陷落前最后几天，丁汝昌其实接到过一道密旨。旨意很简单：若力不能支，可率残部退往烟台。送旨的太监压低声音补了句：“皇上说，留得青山在。”丁汝昌听完，走到提督署的窗边，看着港内那些冒烟的舰艇，摇了摇头。他把密旨凑到油灯上点了，灰烬落入笔洗。“回去禀报皇上，”他对太监说，“臣与船共存亡。”
丁汝昌死后第十七天，两名刑部官员带着锁匠到了刘公岛。他们奉命来给棺椁加链。锁匠套上铁链时，手有些抖，其中一名官员忽然开口：“丁军门，得罪了。上头的意思，得锁够十年。”说完，他对着棺材作了揖。另一人别过脸去，低声说了句：“这是何必。”
锁棺后的第三年，一个叫丁承恩的少年出现在天津码头。他是丁汝昌的侄孙，父母在抄家后相继病故。他听说北洋水师学堂还在招人，便来碰运气。报名时，考官看到姓氏籍贯，笔顿了顿。“丁汝昌是你什么人？”少年挺直背：“是我叔公。”考官沉默片刻，把名册合上：“你回去吧。这儿，不收姓丁的。”
时间又过去五年。那三根铁链在海风侵蚀下，已锈迹斑斑。几个原北洋舰队的管带、帮办，这些年私下凑过几次钱，想给丁军门换个像样的棺材，再找个地方先埋了，总好过露天放着。可每次活动刚有点眉目，不知怎的就会走漏风声，然后必有衙役上门“问话”。一来二去，没人再敢牵头。
真正转机出现在第十四年秋。直隶总督府新调来一位幕僚，姓陈，早年曾在丁汝昌麾下当过文书。一次整理旧档，他翻出一封丁汝昌亲笔信，是战前写给某位京官的，里面详陈舰船保养之难、弹药短缺之危。陈幕僚揣着这封信，求见了总督。他没提平反，只说了句：“大人，铁链锁了十四年，锈也锈穿了。海防废弛至此，而忠魂不得归土，恐寒了将士之心。”
总督盯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半个月后，一纸公文发往刘公岛：“丁棺淹留已久，着地方妥为安葬。”
光绪三十三年冬，丁汝昌终于下葬。没有仪式，没有碑文，只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兵抬着棺木，葬在一处面朝海湾的山坡上。锁链卸下时，已脆得断成了几截。那天没有风，海面异常平静。一个老兵抓起一把锈铁屑，撒向海里，喃喃道：“军门，歇了吧。”
而养心殿里的那位皇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再也没提起过丁汝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