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适去世，他的情人韦莲司故意给江冬秀寄去一大箱东西，火冒三丈的江冬秀打开箱子一看，却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至把韦莲司的照片与胡适合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江冬秀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摆在桌上。信捆得很紧，牛皮纸边缘磨得发毛。她解开最早那扎，1914年的信纸已经泛黄，但每一张都压得平平整整。

儿子胡祖望走过来，拿起一封看了看。“都是英文。”他说。

“我看不懂。”江冬秀说，“但你看这字迹，是不是你父亲的字？”

胡祖望点头。“是。这些信……保存得真好。”

江冬秀又拿起韦莲司的照片。照片里的女人已经老了，但眼神很静。她想起1953年在纽约见到的韦莲司，个子高高的，说话声音轻，总在微笑。

“她为什么不留下这些信？”胡祖望问。

江冬秀没立刻回答。她翻到箱底那封短信，又读了一遍。“她说该还给我们。”江冬秀把短信折好，“你父亲说过，韦莲司是最懂他的人。”

“您不生气了？”

江冬秀摇头。“生气什么？她要是想争，早就争了。”她摸摸那些信纸，“五十年。她留着这些，比留着金银更难。”

胡祖望帮忙整理信件。他们按年份排好，从1914到1961，每年一捆。有些年份的信特别厚，有些只有薄薄几封。1961年那捆最薄，只有两封。

“父亲最后一年写得少了。”胡祖望说。

“他身体一直不好。”江冬秀顿了顿，“但一直写。”

整理到半夜，江冬秀让儿子先去睡。她独自坐在客厅，看着满桌的信。想起胡适写信时的样子——总是晚上写，台灯调得很暗，写写停停。

她忽然起身，去书房找出胡适的日记。翻到1915年某页，胡适写：“与韦莲司谈至夜深，归后不能寐。”那时他们刚认识。

江冬秀合上日记。她不是完全不懂。她知道有些话，胡适不会对她说，因为说了她也不明白。但有人明白，也是好事。

第二天，她叫来纪念馆的人。工作人员看到这么多信件，都很惊讶。“全部捐吗？”他们问。

“全部。”江冬秀说，“但我要留几张照片。”

她选了韦莲司的三张照片：一张年轻的，一张中年的，一张近年的。年轻的照片里，韦莲司穿着素色裙子，站在树下笑。江冬秀看了很久。

一个月后，江冬秀去胡适墓前。她带了三张照片：胡适的，她自己的，还有韦莲司那张年轻的。

“这样行吗？”她对着墓碑说，“你们能说话了吧。”

风吹过墓园，树叶沙沙响。江冬秀站了一会儿，把照片收好。她知道要等自己走了，才能一起放进去。但这样安排，她心里踏实。

回家路上，她想起韦莲司信里那句话：“我从未想过占据什么位置，只是珍藏了一段对话。”

江冬秀忽然理解了。有些感情不需要占据位置，它本来就存在那里。就像这些信，存了五十年，最终完整地回来了。

她决定给韦莲司回封信。让儿子帮忙翻译，她口述：

“信收到了，谢谢你。我会保管好。你保重身体。”

就这几句。多了她不会说，也觉得不必说。

信寄出后，江冬秀继续整理胡适的遗物。她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一张明信片，是韦莲司寄的，背面写着：“谢谢你一直做你自己。”

江冬秀把明信片和其他信件放在一起。她想，胡适这一生，有两个女人懂他不同的部分。这也许就够了。

1965年，江冬秀把韦莲司的照片正式交给纪念馆，嘱咐将来合葬。工作人员记录下来，有些诧异，但没多问。

江冬秀也不解释。有些事不需要解释，做就是了。

她活到八十五岁。去世前，又交代了一次照片的事。儿子说都记着呢。

“那就好。”江冬秀说，“这样完整。”

她闭上眼，想起那个漂洋过海来的箱子。想起自己打开时的心情。愤怒，疑惑，然后明白。

有时候，人需要一辈子才能理解另一个人。哪怕那个人已经走了，理解还是会来。

不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