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误以为李鸿章地位最高，实则中央实权远不如左、张，李鸿章常年坐镇直隶、打理外交，看着风光，但始终游离在清廷核心中枢之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入京军机处，张之洞晚年进京辅政，二人能直接干预全国军政大事，中央层面实权碾压李鸿章。

旨意到天津那天，李鸿章正对着一盘残棋出神。听宣完毕，他平静地接了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双双被撤的诏书，叩头谢恩。传旨太监前脚离开，后脚便有幕僚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刚到的密信。

“中堂，荣禄大人私下递的话。”幕僚压低声音，“说水师重建的差使已定了瞿鸿禨，用的全是张南皮荐的人。”

李鸿章目光没离开棋盘，只“嗯”了一声。幕僚等了等，见无吩咐，便退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他一人。他伸手从棋盒里捻起一粒白子，悬在棋盘上方，久久未落。那棋子冰凉，像一枚小小的印章。

十日后，他搬出总督衙门，住进天津英租界边上一处僻静的别院。旧部来访渐稀，唯有周馥仍常来坐坐。这日午后，周馥带来新消息：朝廷要从德国购置一批克虏伯新炮，旨意已下，由张之洞在湖北的新军试练，而北洋旧部无一人参与咨议。

“瞿鸿禨昨儿进了军机处学习行走。”周馥说完，补了一句，“是左文襄公生前举荐的。”

李鸿章正拨弄着碗里的莲子，闻言手指顿了一下。他抬眼看着窗外，半晌才开口：“知道了。”

周馥犹豫片刻，又道：“还有一事……听说皇上近日翻阅旧档，对当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几条奏议，问得很细。”

李鸿章没接话。他当然记得。当年他与左宗棠那场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虽最后朝廷两头并重，但左宗棠凭收复新疆之功直入中枢，而他，尽管北洋水师曾冠绝亚洲，终究是个地方办事的臣子。

“中堂，”周馥声音更低了，“可否需要打点……”

“不必。”李鸿章打断他，“打点给谁看？给军机处那几位看，还是给颐和园看？”他放下碗，碗底碰着红木桌面，轻轻一响。“我如今，连递折子说这些话的位子都没了。”

秋凉时，一道意外的谕旨下来：命李鸿章赴开平检阅矿务。这差事无甚紧要，明眼人都知道，不过是太后给个台阶，让他露个面罢了。启程前夜，李经方为他收拾行装，将一叠名帖放进匣中——都是沿途可能拜会的地方大员。

李鸿章看了一眼，抽出一半扔回桌上。“这些不用带。”他说，“带多了，人家为难。”

马车颠簸到了开平。总办领着他在矿上转了一圈，看新开的竖井，看运煤的铁轨。最后走到一处废弃的旧矿坑前，总办说，这是光绪初年试着开过的，后来渗水严重，便停了。

“当时若是坚持往下打，或许能成。”总办感慨。

李鸿章站在坑边，往里望了望。黑黢黢的，深不见底。他想起北洋水师那些未能更新的舰艇，那些迟迟未拨的款子。半晌，他转身：“回吧。”

回程路上经过一处驿站，正巧遇上一队湖北新军的马队，押送着几辆蒙着油布的大车，车辙印很深。向导低声说，那是送往汉阳的德国炮件。李鸿章坐在轿中，轿帘垂着。他听见外面车轮轧过石路的隆隆声响，由近及远，最终消失。

光绪二十四年春，李鸿章被赏了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的虚衔，奉旨可入京议事。第一次踏入翻修后的总理衙门大堂，他发现自己当年的座位已被撤去。新设的几把黄花梨椅子上，坐着瞿鸿禨、张荫桓等人。见他进来，众人起身行礼，客气而疏离。

那次议的是粤汉铁路借款事宜。张之洞的奏折是主导，瞿鸿禨补充，荣禄偶尔插话。李鸿章坐在末座，始终未发一言。直到快散值时，慈禧身边的大太监忽然进来，笑吟吟地对他说：“老佛爷口谕，李中堂办洋务老成，可多听听。”

满堂目光一时落在他身上。李鸿章起身，朝紫禁城方向躬了躬腰：“臣，遵旨。”

“听听”。他回到下榻的贤良寺，对儿子复述这两个字时，脸上看不出喜怒。“那就是我这趟进京的差使了。”

那晚寺里钟声响过三遍，他仍未睡。桌上摊着一本《各国条约汇编》，翻到《马关条约》那几页，他看了许久，最后合上书，吹熄了灯。黑暗里，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平稳而绵长。窗外，京城四月，柳絮正无声无息地落满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