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毛主席享年83岁，但是他的保健医生却说：“其实毛主席不具备长寿的条件，他长寿是因为本人比较注重保养。”


1953年12月底，毛主席到杭州主持宪法草案起草。
工作常常延伸到深夜，可一有空隙，他又往山上走。丁家山、北高峰、南高峰、五云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保健医生徐涛随行，注意运动量，也观察呼吸和脉搏。
毛主席愿意多走，医生却会根据身体反应要求休息。山路照走，医疗限制也同时跟上。

这种习惯形成得很早。1917年，24岁的毛主席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把体育看成强身的重要办法。

此后很长时间里，游泳、登山、散步不断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建国以后，活动范围受到工作和安全条件限制，他仍会从日程里挤时间运动。工作久了就走一走，外出有条件时游泳、登山，这些活动持续了几十年。

毛主席的另一面，却很难称得上生活规律。

徐涛回忆，他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毛主席的时间总不够用。文件多，工作时间长，吃饭很快，连吃饭、理发时也会处理文件。身边工作人员还留下过睡眠困难、进餐时间跟着工作移动以及长期吸烟的回忆。

战争年代多年奔波，建国以后工作负荷仍然很重，休息并不充分。
这样的生活谈不上靠早睡早起、饮食规律来维持身体。徐涛后来谈毛主席的寿命时，先提的也正是这些不利条件。他认为，按照长期战争奔波和繁重工作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本来并没有很好的长寿条件；紧接着谈到的，则是保健工作，以及毛主席愿意在不少事情上接受医生的意见。

徐涛所说的保健，重点放在预防。
医生并不只是等人生病以后开药、抢救，还要提前观察身体变化，控制活动量，提醒休息，尽量在问题加重以前处理。

50年代在杭州登山时，这套办法已经落到具体行动上：毛主席自己决定去走山路，徐涛等人则注意他的呼吸、脉搏和运动强度，该休息时就要求停下来。

这种配合并不意味着毛主席生活中的每一个习惯都符合医学要求。
他仍然长期熬夜工作，睡眠问题没有因为医生在身边就消失，吸烟习惯也持续多年。医生能够改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毛主席能够坚持下来的，则主要是运动，以及在一些健康问题上允许医疗人员介入。

进入70年代以后，医生面对的事情迅速变了。
1971年至1972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曾组织专门医疗组，专家集中到身边，负责医疗、保健和抢救。病情有所缓解以后，一些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这时的医疗力量已经不只是陪同运动和进行日常检查，而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疾病采取措施。

1972年，毛主席一度因严重缺氧发生休克，医护人员进行了抢救。
散步、游泳、登山在这类情况面前已经不起作用。抢救过去以后，他仍继续工作，可身体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

两年以后，中央又一次组织专门医疗力量。

1974年6月，新的医疗组成立。参与者包括神经、心血管、呼吸、麻醉以及重症护理等方面的医务人员。会诊、连续观察和治疗逐渐成为日常安排。王新德后来参加的正是这一医疗组，它一直工作到毛主席逝世。

到了这个阶段，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已经发生了实质变化。50年代医生还会跟着他走山路、控制运动量，70年代后期每天要处理的却是已经发生的疾病。个人锻炼仍有过去几十年留下的惯性，身体条件却越来越不允许他按照过去的方式活动。

1975年，白内障已经严重影响毛主席阅读。眼科专家唐由之等人参加诊治，检查身体和眼部状况，讨论治疗办法，并进行术前准备。毛主席起初没有立即接受手术，医生需要把治疗方式讲清楚，等他同意后才能实施。

手术后来顺利完成，视力得到改善，毛主席重新能够阅读文件。这个结果来自一次具体治疗，不是游泳、散步能够替代的。毛主席也并非医生一提出办法便全部接受，他有自己的选择，医生要解释、等待；一旦接受某项治疗，又会按照医疗安排配合。

徐涛多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病人：工作很难停，作息很难彻底调整，有些生活习惯也改不掉，却长期保留运动，又没有把医生完全挡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身体还能承受时，他去游泳、登山、散步；疾病真正出现以后，检查、会诊、手术和抢救逐渐接替了那些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

1976年，毛主席健康继续恶化，医疗人员长期守在身边。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到了生命最后阶段，杭州山路上的脚步已经停了，游泳也早已受到身体条件限制。病床旁留下的，是持续值守的医生、护士和不断进行的治疗。

毛主席几十年没有轻易放下锻炼，医生也在他的身体条件改变以后，一步步把保健推进到医疗和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