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才知道，原来“太平轮”当时遇难沉没，900多人罹难，该公司股东只有在上海的周庆云变卖洋房、金条、首饰，妻子卖血，周家子女接力还债33年，直到1982年才还完。
 
 
1949年1月27日，农历小年夜。上海黄浦江边，一艘名叫“太平轮”的客船缓缓驶离码头。船上挤满了人，有赶着去台湾与家人团聚的平民，也有带着全部家当的政商名流。
 
 
船票登记的只有508张，实际挤上去的却超过1000人。没有人知道，这是太平轮最后一次出航。
 
 
7个多小时后，噩耗传遍了整个上海滩。900多人葬身海底，仅有36人被一艘澳大利亚军舰救起。
 
 
太平轮所属的中联轮船公司，由5位宁波籍股东集资创办，周曹裔、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周庆云各占一方，负责船务的蔡天铎正是后来台湾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当场宣布倒闭，法院判定中联公司须承担全部赔偿。遇难者家属数百人涌向公司，周曹裔家的办公楼被砸得玻璃粉碎、家具全毁。
 
 
其余股东陆续离开大陆，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台湾。留在上海处理赔偿的，只有管财务的周庆云一个人。
 
 
周庆云其实有充足的机会带着全家和财产远走他乡。香港的房子已经买好了，台湾的落脚点也安排妥当，公司上下正筹备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张。
 
 
但他没有走。他后来告诉家人，不愿意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
 
 
遇难者家属搬进了周家在张园的花园洋房里，吃住都在一二楼。十多天的谈判里，周庆云和妻子苏独梅商量后，决定变卖所有家产来赔付。
 
 
他们把家属代表请到房间，桌上摆着房产证、5根大黄鱼金条、80根小黄鱼金条、首饰细软、红木家具的清单、一辆小汽车的车牌号，连床上的衣服棉被都算在了变卖的清单里。
 
 
周庆云对家属代表说：“这些家产变卖后，基本上够了，加上公司账上的一些钱，可以凑足赔偿金，现在请你们见证一下，由我和你们一起变卖，钱由你们收下，分发给每位家属，将收条给我。”
 
 
变卖所得将近2亿元，全部用于赔付。一家人从洋房搬进了旅馆，后来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净身出户。
 
 
周庆云的子女也未能幸免于那场灾难。长女周琦琇那年18岁，正读高一，和表哥、表妹一起登上了太平轮。她要去香港参加表姐的婚礼，坐的是自家公司的船，家里人都放心。
 
 
船沉后，表哥消失在黑暗的海面上，表妹被救起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周琦琇抱着一块浮板在冰冷的海水里漂了整整一夜，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时已经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在亲戚家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
 
 
家产赔光了，公司账上的钱远远填不满窟窿。周庆云只能不断向亲戚朋友借钱周转，每一笔都记在账本上。
 
 
1959年，他在北京开会时突发疾病去世，留下的不是家产，是一沓厚厚的欠债账本，以及一句话：债没还清，这辈子不能抬头做人。
 
 
妻子苏独梅接过了账本。她原本是大家闺秀，嫁入周家后一直过着体面的生活。丈夫走后，为了抚养三个孩子，也为了继续还债，她开始悄悄去卖血。
 
 
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卖3次，血管瘪陷到护士扎针都找不到地方。她用卖血换来的钱，一点一点往账本上的数字里填。
 
 
苏独梅去世后，三个孩子周琦琇、周琪雄、周琪敏接过了这本账本。他们工资到手先还债，省吃俭用过了大半辈子。
 
 
有些债主心软了，主动说不用再还了，但他们坚持一分不差地结清。很多债务是周庆云当年为了赔付遇难者家属，向亲戚朋友借下的私人借款，并不是法院判决的海难赔偿金。
 
 
这笔民间人情债，他们用了33年才还完。1982年清明节，周家三兄弟带着所有票据和账本，来到父母坟前，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周琦琇后来成了上海一所中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结婚。退休后生活很简单，教书、做饭，偶尔去父母坟前坐坐。
 
 
长子周琪雄去了外地做会计，后来在一家工厂当财务，结婚很晚。次子周琪敏留在上海做小生意。周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留下的只有那本被烧掉的账本上的数字，和33年还债的日子。
 
 
另一边的股东们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蔡天铎到了台湾后重操旧业做律师，凭借复旦大学法律系的资历在台北站稳了脚跟，生活富足安稳。
 
 
1962年，他老来得子，生下了蔡康永。蔡康永从小读贵族学校，家中管家佣人一应俱全。
 
 
他在节目里多次提起太平轮，说那是他们家的船，却很少提到海难之后那些没被赔付的家庭，也很少提到周家还了33年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