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原本叫倭国，嫌弃这个名字不好听，派遣使者赴唐请求改名。武则天当时正在宴饮喝酒，眯着眼问了一句：“你们那个‘倭国’，不是挺好的吗？改什么改？”


公元701年，日本列岛上的朝廷做了两件紧挨着的事。
大宝律令完成，诸王臣被命令学习令文；同一年正月，民部尚书粟田真人被任命为遣唐执节使，准备率团渡海。

这一批使者带出去的，不只是贡物和国书。
国内刚刚整顿官制、律令和朝廷仪制，对外使用什么国号，也被放进了这套新秩序里。

日本方面后来保存的记录中，粟田真人抵达中国时，自报的身份已经是“日本国使”。他不是带着一个临时口头称呼出海，使节职衔、国书和国号已经进入同一套正式外交身份。

670年，倭国遣使到唐朝，祝贺唐军平定高句丽。
《新唐书》把国号变化接在此后，记下“恶倭名，更号日本”，还写到使者用国家靠近日出之处解释“日本”二字。准确的改号年月没有被一道完整诏书钉死，但到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新称呼已经进入日本的对外交往。

“倭”却是一个用了很久的旧名。
汉代中国文献已经用它称呼海东诸国，三国时期记卑弥呼，又沿用“倭人”这一称呼。
那些早期岛上政权并不等于七世纪后期逐渐整合起来的日本国家，可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和外交记录把“倭”保存了数百年。

到了唐代，这个字的处境开始变化。
《旧唐书》留下“倭国自恶其名不雅”的说法，同时又保留另一种解释，说“日本”原是小国，后来兼并倭地。

两说并列之后，书中只落下四个字：“中国疑焉。”
古汉语里的“倭”，也不能直接套用后来固定下来的侮辱性含义。早期汉语中的“倭”并没有明代以后那样鲜明的贬义。

到了唐代，日本方面已经不愿继续用这个旧称，史书于是留下“自恶其名不雅”的记录。

701年的变化还有一层实际作用。

大宝律令把官制、等级、行政和法令重新编排，粟田真人又在同年受命出使。日本方面把新国号带入使节身份，国内正在形成的国家称谓由此进入海上的外交路线。

可国号写进本国制度，并不等于对岸立刻跟着改口。

在当时的对华交往中，一个国家以什么名称进入中国朝廷的正式记录，还要经过使节、国书、接见和后续往来。新国号从日本国内走到中国官方语境，中间隔着一片海，也隔着另一套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称呼习惯。

702年，粟田真人一行进入武周境内。有人问他们从哪里来，他答：“日本国使。”他又问当地属于何州，对方告诉他，这里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谈话继续，那名中国人说起海东国家时，嘴里仍是“大倭国”。

同一场问答里，“日本”和“大倭”同时出现。
这时的中国也刚经历过改号。武则天登基后改唐为周，粟田真人面对的已经是武周朝廷。他从一个刚刚整理律令、采用新国号的海东政权出发，来到一个同样更换过国号的帝国。双方对彼此的新名字，却没有在同一天同步。

703年，粟田真人进入朝廷。
武则天在麟德殿设宴，授他司膳卿，随后允许他返回本国。《旧唐书》留下的就是设宴、授官、放还这几个动作。粟田真人坐到麟德殿之前，“日本国使”四个字已经从海边一路跟着他到了武周腹地。

几十年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写下一句：“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这句话把武则天与国号变化直接连在一起。粟田真人的行程却把先后次序留下来了：日本方面已经使用“日本”，遣使抵达武周，随后才进入武则天的朝廷。

武则天所处的位置，是新国号进入中国官方交往的那一段。

唐代史书此后仍保留对倭国、日本关系的疑问。名字变了，关于海东的旧知识没有同时重写。官员还要靠新的使节、新的国书和后续往来，慢慢替换过去的称呼。

到了开元初，日本又派使者入唐，请求跟随唐朝儒士学习经书。
唐廷安排四门助教在鸿胪寺教授，使者所得赏赐又被拿去购买书籍。此时唐朝记录这些往来的篇章，使用的已经是“日本国”。

新名字由一次使节自报，逐渐变成双方正式交往中可以持续使用的称呼。

旧称“倭”并没有当天消失，它仍留在旧文献、旧知识和部分称谓习惯里。
公元702年，刚踏上武周土地的粟田真人已经把自己叫作“日本国使”；接待他的人，却还在说“大倭国”。几个月后，他继续西行，走进麟德殿，武则天设宴相待。

新国号抵达那场宴席之前，已经先渡过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