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朱高煦有个怪癖，喜欢脱掉衣服，让别人看他的腋下——那里长着几片鳞状物。这可不是皮肤病，而是史料正式记录的“异相”。

公元1404年，朱棣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诏书颁布那天，南京城百官庆贺，唯独汉王府紧闭大门。朱高煦坐在堂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眼睛盯着墙上挂的铠甲。
“王爷，宫里送来的赏赐到了。”侍卫低声禀报。
“赏赐？”朱高煦冷笑，掀开红布——是两匹江南丝绸，一堆金银器皿。“就这些？”
他想起了白沟河那个血色黄昏。父亲在马背上对他说：“高煦，今日若无你，我军危矣。”那时朱棣的眼神，分明是看继承人的眼神。怎么才几年，就全变了？
“我不服。”他喃喃道。
第二天一早，朱高煦进宫见朱棣。他特意穿了窄袖的戎服，抬手行礼时，腋下的鳞片在晨光中若隐若现。
“父皇，儿臣有一事不明。”
朱棣正在批阅奏折，头也没抬：“说。”
“当年在浦子口，父皇拍着儿臣的背说的那句话，还作数吗？”
殿内突然安静。侍立的太监把头埋得更低。
朱棣慢慢放下朱笔：“朕说过很多话。”
“那句‘勉之！世子多疾’。”
“砰！”朱棣一掌拍在案上，“放肆！”
朱高煦跪下了，但腰板挺得笔直：“儿臣只是想知道，父皇当初是不是真的觉得，儿臣比大哥更适合……”
“滚出去。”朱棣的声音冷得像冰，“滚回你的王府，没有朕的旨意，不得出府半步。”
回府的路上，朱高煦经过文渊阁。他看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正与太子朱高炽并肩走出来。太子笑得温和，两个大学士躬身回话，那画面和谐得刺眼。
他忽然明白了。这几年他四处炫耀战功，展示“龙鳞”，在武将中结交朋友，却从没踏进过文渊阁的门槛。那些握笔的文臣，看他大概就像看一个会动的笑话。
“去查查，”他回府后对亲信说，“最近有哪些文官去东宫走动频繁。”
亲信面露难色：“王爷，这……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十有八九都常去东宫请安。”
朱高煦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所谓的“实力”，不过是三千护卫、几个武将在酒桌上的吹捧。而太子那边，是整个官僚体系。
但他不肯认输。
此后的几年里，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继续在公开场合展示腋下鳞片，尤其是接见边将时；二是加倍训练自己的护卫，把他们编成“天策”“神武”等名号的营队；三是在朱棣面前不断暗示太子的“过失”。
最狠的一次，是永乐十一年。朱棣北征，太子在南京监国。朱高煦买通了一个宦官，让他向朱棣密报“太子擅改陛下政令，百官只知有东宫不知有皇上”。
朱棣勃然大怒，回京后召集群臣质问。关键时刻，杨士奇站出来说：“殿下监国期间，事无大小必询内阁，改动的几项都是为解民困。若这叫擅权，臣等愿同罪。”
满殿文官齐刷刷跪下：“臣等愿同罪。”
朱棣看着黑压压跪倒的一片，又看看孤零零站在一旁的朱高煦，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高煦，”他疲惫地挥挥手，“你回府吧。”
那是朱高煦最后一次在政治斗争中主动出击。他输了，输得彻彻底底。不是因为鳞片不够亮，也不是因为战功不够多，而是因为他始终没弄明白——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首先要得到跪在下面的那些人的承认。
永乐十五年三月，诏书下达：汉王朱高煦徙封乐安州，即日就藩，原护卫尽数裁撤。
离京那天，只有几个旧部来送行。车马出金陵城门时，朱高煦突然叫停。他跳下车，面向皇宫方向看了很久。
“王爷，看什么呢？”老部下问。
朱高煦没回答。他只是在想，如果当年在浦子口救下父亲后，他没有把那句“勉之”当作承诺，而是专心去结交几个文臣，今日会不会不一样？
但历史没有如果。车马继续向北，把金陵城的繁华、权谋和那个关于“龙鳞”的传说，都抛在了身后。朱高煦坐在车里，第一次觉得腋下的鳞片有点痒，像是要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