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到合肥军管会时，一个叫李长根的干部接了任务。他带着两个兵，在乱糟糟的街巷里找了半天，才摸到卫家老宅门口。门虚掩着，李长根推门进去，看见个老太太坐在堂屋的竹椅上，闭着眼，手里攥着一串佛珠。他提高嗓门说了几遍来意，老太太才慢慢睁开眼，浑浊的眼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兵，只缓缓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
李长根按照上头的交代，留了两个战士在宅子附近轮值，又让人每月按时送米面油盐过去。他自己每隔十天半月也去转一趟，看看有什么需要。有一回，他去的时候正碰上几个原来的保甲长在巷子口探头探脑，嘀嘀咕咕。李长根走过去，那几个立刻散了。他回头对守门的战士说：“认准这宅子，闲杂人等，一概不准靠近。”
消息终究还是漏了出去。不知是谁，把共产党派兵保护卫立煌老母的事，添油加醋传到了南京的残存特务机关那里。一份密报很快摆到了毛人凤的案头。毛人凤盯着那份简报，冷笑了一声。他拿起红笔，在“卫母”两个字上画了个圈，批了一行小字：“可作文章。”
一个月后，李长根照例去送这个月的供给。刚走近巷口，就感觉气氛不对。平时在附近晒太阳的几个老人不见了，巷子里静得反常。他示意身后的战士警惕，自己快步走到宅子门前。门开着一条缝。他心一紧，推门进去，堂屋里空荡荡的，竹椅翻倒在地，佛珠散了一地。老太太不见了。
李长根脑袋“嗡”的一声。他立刻让一个战士跑回军管会报告，自己带着另一个战士在附近搜寻。邻居们都说没看见，也没听见什么动静。直到天黑，陈毅亲自赶到了现场。他听完汇报，脸色铁青，在堂屋里踱了两步，盯着地上那串佛珠，对李长根说：“人是在你眼皮底下丢的。我给你三天时间。”
李长根一夜没合眼。他带人查遍了合肥城里所有可能藏人的地方，码头、仓库、废弃的教堂，一无所获。第二天下午，一个在码头扛活的工人悄悄找到军管会，说前一天夜里，看见几个生面孔用麻袋装了个“大件”上了一条小火轮，往巢湖方向去了。李长根立刻带人沿着巢湖沿岸搜寻。
第三天黄昏，在离合肥三十里外的一个荒废河汊里，他们找到了那条被遗弃的小火轮。船舱里有一股霉味，角落堆着些干粮包装。李长根仔细搜查，在舱板缝隙里发现了一小片深蓝色的布料，质地很好，不像船工穿的衣服。他想起老太太当天穿的正是件深蓝色的夹袄。
线索指向巢湖西岸的一片芦苇荡。李长根带人连夜赶过去。借着月光，他们发现芦苇深处有座孤零零的渔家棚屋，透着微弱的油灯光。他们悄悄围了上去。靠近时，听见里面有个嘶哑的男声在说话：“……扛过这两天，船一来，送过江去，咱们就立大功了。”
李长根一脚踹开门。屋里三个男人惊跳起来，其中一个下意识地去摸腰间的枪。李长根带来的战士动作更快，立刻将他们制伏。棚屋角落的草堆里，老太太蜷缩在那里，嘴里塞着布，手脚被捆着，但眼睛睁着，看见李长根，眼睛里闪了一下。
李长根快步上前，扯掉她嘴里的布，解开绳子，连声问：“老人家，您没事吧？”老太太咳嗽了几声，缓了口气，看着李长根，慢慢摇了摇头，声音很轻：“我晓得……是立煌连累了我。”
人安全找回的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正在开会。秘书附耳低声报告完，他点了点头，没打断会议，只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推到秘书面前。纸上写着：“加派人手，务必万全。此事勿再声张。”
卫立煌在香港得知母亲一度被劫又获救的详情，已是几个月后。地下党的人隐去了大部分惊险过程，只轻描淡写地说“出了点小意外，现已无恙”。但卫立煌是何等人，他从那简短的几句话和对方谨慎的神情里，读出了未言的波澜。他长久地沉默着，最后对来人说：“请转告润之兄，卫某……惭愧。”
他没有再写信。此后的几年，他通过自己的渠道，断断续续给解放区送过几次药品和紧缺的无线电零件，都是匿名。他不再提回大陆的事，也不再提母亲。直到1955年，一切尘埃落定，他才辗转踏上归途。
在北京火车站，他看到来迎接的人里，有一个面孔黝黑、神情沉稳的干部，觉得有些面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后来在招待所安顿下来闲聊时，那人主动说：“卫副主席，我叫李长根，当年在合肥，是我没把老太太看好。”卫立煌愣了片刻，看着李长根，忽然全明白了。他伸出手，用力握了握李长根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点了两下头。
那以后，李长根调回了老家工作，再未与卫立煌见面。卫立煌也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母亲被劫的那段插曲。偶尔有人说起当年毛主席照顾卫母的佳话，他也只是笑笑，附和两句。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封请求照顾母亲的信背后，曾有过怎样的暗流与代价，而这份代价，最终被另一方默默地承担并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