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17岁的战士赵勇，对18岁的女医务兵谢楠说到：“姐，你看能不能借15块钱给我？我想给我爸买个收音机，”谢楠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津贴，掏出10块递给赵勇：“我先给你10块！”哪知，这事竟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
谢楠看着赵勇小心翼翼地把钱折好，塞进胸口的口袋。他跳上卡车，消失在尘土和隐约的炮声里。她转身继续处理伤员，心里盘算着下个月津贴发了，再补给他五块。
三天后，排长找到了她。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张叠得方正、却被血浸透又干硬了的十块钱纸币放在她面前的药箱上。谢楠盯着那张钱，没接。排长低声说：“赵勇的遗物。炮弹……清理时发现的，在他心口那个兜里。”
处分来得很快。战场鸣枪，性质严重。原本要颁给她的奖章和入党通知全部撤销，提前复员。离队前夜，她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写了一封信，寄往赵勇贵州的老家。信里，她写了赵勇想说的话。
回到家乡，日子平静得有些模糊。她结婚，生子，进了县医院工作。那张变硬的十块钱，她一直留着，锁在抽屉深处。
2004年，她终于去了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在赵勇的墓碑前，她放下一张崭新的五块钱纸币。管理员是位老兵，他指着这片山坡说：“好些个孩子躺在这儿，家里一直没人来过。地址不清，或者……家里没人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了谢楠心里。回程的火车上，她看着窗外，突然对丈夫说：“我想搬过去。”
三个月后，她辞了工作，退了房子，带着全家到了麻栗坡县城。她在陵园附近租了个小院，挂上牌子：“寻亲驿站”。她不提供食宿，只做一件事：根据陵园登记簿上那些模糊的籍贯信息，一个县一个县地去查地方志、翻旧档案、问老民兵。
第一年，她找到了三个。一位烈士的姐姐接到电话，在那边哭了很久，说弟弟失踪四十年，家里人都当他还在天涯海角活着。谢楠把安葬的具体位置、碑文照片寄了过去。
墙上的地图，被她的红笔一点点标记。寻找的过程很慢，一个线索常常要跑好几趟县城档案馆。她开始整理名册，把那些还没有亲人来祭扫的名字单独列出来。
那天，她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老式收音机，还有一封信。信是赵勇的侄子写的，说父亲（赵勇的哥哥）去年走了，临终前说，家里一直留着谢楠当年寄去的收音机和信，知道弟弟葬在麻栗坡，心里才算落了底。这台收音机是后来买的同款，送给谢阿姨。
谢楠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她没有天天擦拭，只是偶尔打开，听听新闻。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翻看那些越来越旧的名册，打电话，查资料。她觉得自己好像还是那个战地医务兵，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把那些“失踪”的战友，一个个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