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228年，马谡把街亭丢了，诸葛亮按军法要处置他。李邈又一次跳出来反对，搬出秦穆公赦免孟明、楚国杀掉子玉的典故，劝诸葛亮给马谡留条活路。这一回他的意见没被采纳，自己也被调离了丞相府的核心圈子。
把这两件旧事摆在一起，234年那封奏疏就值得细品了。李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小人物，他欠过诸葛亮一条命，也公开顶撞过诸葛亮的决定。可诸葛亮尸骨未寒，他就把积攒多年的不满一股脑写进奏疏，甚至把对方的死说成可以庆贺的事——这已经不是什么政见之争了。
正因为如此，这封奏疏递到刘禅面前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它牵扯的不再是私人恩怨，而是整个朝廷的规矩和秩序。
刘禅的反应，也因此格外值得琢磨。
不少人一提刘禅，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没主见的傀儡皇帝，好像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他只能唯唯诺诺地听安排。可单就诸葛亮身后这件事来看，现有的史料完全撑不起这种简单化的印象。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穿上素服举哀，追赠丞相、武乡侯印绶，赐谥号“忠武侯”。这不是私下里意思意思，而是朝廷层面给出的正式定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诸葛亮临终前并没有留下一个没人接盘的烂摊子。他生前就给刘禅上了密表，交代清楚一旦自己出事，后续事务可以托付给蒋琬。诸葛亮一死，刘禅立刻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之后又一步步把更重的军政担子压到他肩上。朝廷虽然失去了顶梁柱，可权力交接没有乱，一切按部就班。
明白了这些，就能看懂刘禅为什么容不下李邈。
假如李邈只是聊北伐打得好不好，或者议论用兵的得失轻重，那属于正常的政务讨论，说重一点也无妨。可他偏偏挑在诸葛亮刚走、满朝还在办丧事的节骨眼上，把一位受托辅政十几年的重臣定性成需要防备的隐患，末尾还加上“大小为庆”四个字。在刘禅眼里，这就不是评价一个死者那么简单了——这是在推翻蜀汉过去十几年的政治根基。
诸葛亮当然不是不能批评的人，历史也不该只留下歌功颂德一种声音。可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起码得把时间节点、具体处境和基本事实放在一起掂量。诸葛亮生前大权在握，可直到生命最后关头，还在为接班人的安排操心费神；他留下的家产，也和生前自己说的情况基本对得上。刘禅在他死后赐谥忠武，又照着他生前的举荐启用蒋琬——这些摆在眼前的事实，比后人坐在书斋里的种种猜测，更能还原当年君臣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这件事真正让人记住的，还不只是刘禅杀了李邈。
更让人深思的是另一层：一个人在对方失势甚至离世之后如何开口评价，往往最能照出他自己的斤两。李邈想说的是要提防权臣，可刘禅读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鞠躬尽瘁多年的臣子刚刚咽气，就能因为私人旧怨被随意翻案抹黑，那往后还有谁愿意相信，忠诚和担当是值得坚守的东西？
刘禅这次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声明，史书只留下“怒，下狱诛之”几个字。字数少，态度却清清楚楚：一个政权可以摆开桌子讨论功过是非，但绝不能靠踩踏一位刚离世的重臣，来显示自己有多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