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梅艳芳因为拒绝唱歌，被黄朗维打了一巴掌，没想到第二天，黄朗维就被人打成重伤，两天后又遭遇袭击。

梅艳芳站在夜店后巷的阴影里，指尖还按在挂断的电话上。向太的声音似乎还贴在耳边：“你先回去，这事你别管了。”她拉紧外套，低头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车。

朋友在车里等她，见她脸色发白，只问了句：“没事吧？”

梅艳芳摇摇头，没说话。车窗外的霓虹灯一块一块掠过她的脸。

两天后她在录音棚录歌，助理推门进来，欲言又止。梅艳芳摘下耳机。

“黄朗维死了。”助理声音压得很低，“医院里中的枪。”

梅艳芳手指捏着耳机线，绕了两圈。“知道了。”她重新戴上耳机，“把刚才那段再放一遍。”

但那天下午她提早离开了录音室。回到家，她拉开窗帘一角往下看，街角停着一辆陌生的灰色轿车。她站了十分钟，那辆车没动。

晚上向太来了电话，语气平常：“这几天少出门，记者多。”

“陈耀兴那边……”

“他自有办法。”向太顿了顿，“你顾好自己就行。”

梅艳芳挂了电话，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茶几上摊着明天演唱会的曲目单，她伸手摸了摸纸页边缘。

隔周演唱会如期举行。唱到《夕阳之歌》时，她看见前排有几个生面孔的男人一直没鼓掌，只是盯着舞台。梅艳芳转身走向舞台另一侧，追光灯跟着她移动。

演出结束，经纪人拦住要跟进后台的记者。梅艳芳在化妆间卸妆时，听见门外有争执声。她动作没停，仔细擦掉眼角最后一抹眼影。

第二天报纸登了演唱会盛况，角落里有一则短讯：“涉黄某枪击案男子陈耀兴获保释。”梅艳芳把报纸折起来，塞进了垃圾桶。

一个月后她在片场拍戏，休息时听见两个道具组的人在闲聊。

“听说澳门那边出事了。”

“赛车场？”

“嗯，车里发现的。”

梅艳芳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有点凉。导演喊开工，她起身时顿了顿，把水杯轻轻放在椅子上。

1993年秋天，她在慈善晚宴上遇见向太。向太挽着她的手向旁人介绍，笑容得体。直到两人走到露台边，向太才松开手，点了支烟。

“都过去了。”向太吐了口烟。

梅艳芳看着楼下城市的灯光。“我妈妈昨天又打电话来，说哥哥需要一笔钱。”

向太笑了。“你呀。”

晚风有点大，梅艳芳摸了摸裸露的手臂。她忽然说：“下个月我去日本录新专辑。”

“去多久？”

“看情况。”梅艳芳转身回到宴会厅，音乐正放到她的老歌。有几个客人跟着哼唱，声音断断续续飘过来。

那晚她独自坐车离开。司机问去哪，她说随便开开。车子经过维多利亚港，对岸的霓虹招牌明明灭灭。她摇下车窗，海风灌进来，带着咸湿的气味。

后来有几年，她不再去那家夜店。偶尔开车经过那条街，她会稍稍侧过脸，目光掠过那些闪烁的招牌，然后继续看向前方拥堵的车流。副驾驶座上总是扔着几份乐谱，最上面那张的边角被风吹得微微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