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考哈军工，考分超线不少，却硬生生被政审卡了脖子。
原因出在这姑娘太实在，往表里填了一个压根没见过面的二伯。
院长陈赓给了她一个政工部干部的名字，让她去走申诉复核的流程。
这事儿要换成别人，可能就在心里留个解不开的疙瘩了。
一个从小没了父亲的孩子，家里平时对那边的亲戚连提都不提，一丁点儿往来都没有。可一碰到填表，看到印着“直系亲属”的要求，她就没拐弯抹角，老老实实全写上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大环境的框框就在那摆着，这种带着疑点的材料，甭管你父亲是谁，递到哪道手续上，办事人肯定都得摁下。
这真不是谁故意为难她，是当时的规矩就是这么个运转逻辑。
左太北心里憋屈，直接跑去要说法。站在办公室门口连坐都不肯坐，死死攥着衣角，手心全攥出了汗。
陈赓一看材料就明白了症结。他叹这姑娘太老实。但他接下来干的事，才是最见功夫的——他没有动用院长的身份，直接大笔一挥强行把结果抹平。
这就叫真正的明白人。
他不带头破坏规矩，而是教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怎么在规矩里头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他告诉左太北，卡住是正常的，但你手里有申诉的权利；别急，拿着我给的名字，去把事实原原本本再说一遍。
顺着这条路，她爬上三楼去敲门。
面对那个翻材料翻得很慢的干部，她没哭闹，就把实情掰开了揉碎了讲。没见过面就是没见过面，更没通联过，再加上学校出具的政治鉴定作为实打实的后盾，这事的逻辑总算是闭环了。
熬了一周，班主任递过来一个信封。
她拆开连看了三遍，通关了。
那张纸被死死按在胸口，一口长气终于叹了出来。窗外打球的人跑着喊得多响，跟她都没关系了。离开学满打满算还有半个月，手头借来的那些书，她得抓紧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