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陕北土改大会，地主王学文被押上台，身后13岁少年突然喊出一声“爹”！全场瞬间安静。谁能想到，这个被批斗的“地主”，13年前竟冒险收留了一名奄奄一息的女红军和她怀里的婴儿。这个孩子一养就是13年，直到生母找上门……

1950年，几个军人来到甘肃临泽县花园村，打听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王学文一听来意，心里马上明白了。这个日子，他其实早有准备，只是事情真正到来时，还是很难平静。因为对方要找的孩子，他已经养了整整13年。

孩子叫王继曾。1937年年初，他刚出生不久就来到王家。从会哭会闹的婴儿，到能够背着书包上学的少年，吃饭、穿衣、生病、读书，王学文夫妇没有少操过一样心。孩子自己也一直把王家当成真正的家。

要弄清这一家人的缘分，还得把时间拨回1936年。那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一部分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吴仲廉随红九军行动，当时已怀有身孕，她的丈夫曾日三同样在部队担任重要工作。

到了1936年12月底，西路军转战临泽。红五军、红九军等部队分别驻扎在临泽一带。那时候正是河西最冷的时候，战斗又非常频繁，部队缺衣少粮，经常需要迅速转移。吴仲廉已经怀孕八个月，行动越来越困难。

1937年1月初，她在临泽县沙河堡花园村一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来到人世，本该是一件喜事，可摆在夫妻俩面前的现实却非常残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无法跟着部队长途行军，更经不起严寒和连续作战。

夫妻二人不得不考虑给孩子寻找一户可靠人家。吴仲廉找到当地苏维埃委员张永禄，请他帮忙物色。张永禄想到一个人，就是花园村的王学文。王家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妻子当时又正好有奶水，可以喂养婴儿。

王学文当时还有一层特殊身份，他担任过当地民团大队长。恰恰因为这一身份，把红军孩子放在他家，反而不容易引起外界怀疑。更重要的是，当地人了解王学文的为人，认为他性情宽厚，办事稳当，可以托付孩子。

孩子被送到王家时，大约出生四十天。王学文夫妇没有把这个孩子拒之门外。战争环境下，收养一名红军干部的孩子并不是普通的收养，一旦身份暴露，一家人都有可能遇到麻烦，但两口子还是把孩子留了下来。

王学文给孩子取名王继曾。“王”跟着养父姓，“曾”则保留了亲生父亲曾日三的姓。这个名字实际上已经说明，王学文并没有打算切断孩子和亲生父母之间的联系，他只是答应在最危险的时候，把孩子养活、养大。

吴仲廉离开以后重新跟随部队行动，夫妻二人和孩子从此分开。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别不是几个月，而是十几年。当时战局迅速恶化，西路军不断转移，吴仲廉想回来看孩子，已经没有现实条件。

1937年3月以后，西路军余部进入祁连山区继续转战。曾日三带队突围，承担掩护伤病员和妇女撤离的任务。到了4月27日，在红柳园子一带的战斗中，曾日三落入敌手，随后牺牲，年仅33岁。

吴仲廉也在西路军作战失败后被俘，随后被押往青海等地。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她经过营救获释，再次回到革命队伍。战乱之中，她和远在临泽的王学文一家失去了稳定联系，孩子的消息也越来越难寻找。

留在临泽的王继曾，却在王学文夫妇照料下一天天长大。王家自己的生活并非始终安稳。养一个孩子不只是给一口饭那么简单，从奶水、衣服到后来上学，每一样都要付出时间和心力。

更大的危险在1939年来临。当地纪念资料记载，王学文因为收养红军孩子王继曾，被马家军抓走，随后押往兰州关进监狱。直到临近解放时，他才在地下组织帮助下返回临泽。

这段时间里，王家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一度相当困难。但家人始终没有丢下王继曾。孩子照样留在王家生活，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渐渐长成少年。对他而言，“父亲”就是王学文，“母亲”就是照顾自己长大的王家养母。

1949年以后，战争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寻找失散亲人的条件终于具备。吴仲廉这些年一直惦记当年留在河西走廊的孩子。到了1950年，有关方面受她委托开始寻找王继曾，线索最后又回到了临泽花园村。

兰州军区派人来到王家时，王继曾按周岁计算大约13岁，按当时常用的虚岁算法则为14岁。这也解释了后来有关材料中为什么同时出现“13岁”和“14岁”两种说法，两者指的其实是同一个孩子、同一年。

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找到”，而是“离开”。

一个少年突然得知，叫了十几年父母的人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而远方还有一位一直寻找自己的母亲，这种变化很难一下接受。王学文夫妇同样舍不得。十几年朝夕相处，感情早已不是一个“寄养”二字能够概括。

可王学文最终还是劝孩子离开临泽，回到亲生母亲身边。他很清楚，自己当年答应的是替红军干部照顾孩子，并不是把孩子永远留下。如今亲生母亲找到了，再舍不得，也不能把母子一直隔开。
临行之际，前来接人的工作人员留下慰问，并送给王学文家一块红缎软匾，上面写着对他多年抚养红军后代的肯定。这份肯定，实际上也是对王家十三年付出的正式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