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1知青李文忠救起一名11岁的落水女孩。然而，女孩竟认真地对他说了一句：“你别结婚，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当媳妇儿！”
李文忠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他只当是小孩子受了惊吓后的胡话，拧干衣服就回了知青点。他满心盘算的，是家里什么时候能传来回城的确切消息。
可刘俊霞从那以后，却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像同龄孩子那样疯跑玩闹，有空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门槛上，眼睛总往知青点的方向瞟。她娘让她去打酱油，她揣着空瓶子能在村口磨蹭半天，就为了看一眼李文忠收工回来的身影。
那年冬天，公社下来一个招工名额，给了另一个有门路的知青。李文忠得到消息时，蹲在墙角抽了半包烟。晚上，他发现窗台上放着一小包炒花生，用旧作业本纸包着，里面还夹了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别不高兴。”他认出那是刘俊霞的字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转眼到了1974年，返城政策终于松动。李文忠家里来了电报，说正在抓紧办手续，让他准备好行李。他把消息捂了两天，不知该怎么跟刘俊霞开口。
刘俊霞还是知道了。她从公社中学跑回来，径直冲进李文忠屋里，脸上全是汗。“你要走了？”她气喘吁吁地问。李文忠点点头，把电报递给她看。刘俊霞盯着那张纸，半天没说话。最后她抬起头，眼睛亮得惊人：“你说过，我放假回来还能找你。”李文忠嗓子发干，只能又点头。
“那地址给我。”刘俊霞伸出手，语气是不容拒绝的认真，“我写信。”
李文忠在纸上写下了北京的地址。刘俊霞接过来，仔细对折好，放进内衣口袋，转身就走了。李文忠看着她消失在村口，第一次意识到，那个曾经湿漉漉站在他面前的小女孩，好像真的长大了。
回城手续办得出奇顺利。临行前夜，李文忠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坐在炕上发呆。门口传来熟悉的窸窣声。他打开门，外面没人，只有一个布包袱放在石墩上。里面是一件新织的毛线背心，还有一张纸条：“天冷穿。”
李文忠抱着那件背心在炕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背着行李离开村子，没有再回头。
回到北京后，李文忠被分配进一家机械厂当学徒。日子忙碌而平淡，家里开始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他见了几个姑娘，总觉得话不投机，最后都不了了之。母亲叹气，说他心里还装着农村那片土。李文忠没反驳，只是偶尔会从箱底翻出那件没舍得穿的毛线背心看看。
刘俊霞的信在一个飘雪的下午到了。字迹工整了许多，信里讲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绩不错，还问北京是不是很冷。李文忠当晚就回了信，告诉她背心很暖和，让她专心学习。从此，书信成了他们之间固定的纽带。她告诉他学校里的趣事，他描述工厂见闻和北京的变化，两人在信里从不提将来，却比谁都清楚彼此生活的细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李文忠在信里鼓励刘俊霞一定要试试。几个月后，他收到一封电报，只有六个字：“考上了，北师大。”李文忠拿着电报在厂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请假去邮局寄出了一个月的工资。
九月开学，李文忠去火车站接她。刘俊霞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拎着网兜从人群中走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他。两人隔着几步远站定，一时都说不出话。还是刘俊霞先笑了：“李老师，我来了。”李文忠接过她的行李，点了点头：“走，先去吃饭。”
之后几年，刘俊霞读书，李文忠上班。她周末常去他宿舍，有时带一饭盒学校食堂的包子，有时帮他收拾屋子。厂里同事都笑他有个“大学生对象”，李文忠从不辩解，刘俊霞也只是抿嘴笑。
1982年，刘俊霞毕业，分配回老家省城的中学教书。离京前夜，她来到李文忠的宿舍，两人坐在灯下，又是一阵沉默。最后李文忠开口：“回去好好工作。”刘俊霞望着他：“你就不说点别的？”李文忠搓着手，额头冒出细汗，终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存折，推到刘俊霞面前。“我这几年攒的，你拿着，在那边安家用。”
刘俊霞看着存折，又看看他，忽然哭了。她抓起存折，转身就跑出了门。李文忠没追，他知道她会回来。
一周后，他收到一封信，里面是那张存折，还有一张她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等我安顿好，来接你。”
1984年春天，刘俊霞的信到了，里面夹着一张介绍信和一张火车票。李文忠向厂里打了结婚报告，收拾了一个帆布包，再次踏上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她工作的城市。
出站时，刘俊霞在人群最前面等他。她剪了短发，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两人并肩走出车站，阳光正好。走到一个路口，刘俊霞很自然地牵住了他的手。李文忠手指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握紧。
“这次不跑了？”他问。
“不跑了。”刘俊霞抬头看他，眼睛弯弯的，“都等这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