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接下去的日子像莫斯科的冬天一样漫长而安静。电话不再响起，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偶尔有访客也是过去的部下，坐一会儿就匆匆离开。他们说话变得谨慎，总是看着窗外。
赫鲁晓夫开始整理花园。他穿着旧外套，用铁锹翻动冻结的泥土。园丁站在远处看着，不敢过来帮忙。翻到第三天，他在土里挖到一块生锈的徽章，是某个青年建设队的纪念章。他擦了半天，放在阳台的栏杆上。
十一月初，别墅来了两个穿军大衣的人。他们客气地请赫鲁晓夫签署一份保密承诺书。条款很多，主要是不得撰写回忆录，不得与外国人交谈，不得离开指定区域。赫鲁晓夫读完，在最后一页签了字。“我能保留订阅报纸的权利吗？”他问。两人对视一眼，年轻的那个说：“《真理报》和《消息报》会继续送。”
报纸来的时候，他总是先翻到最后一版，看剧院演出和体育消息。有一天，他看到小孙子用头版包面包，那上面登着勃列日涅夫访问工厂的照片。孩子母亲急忙把报纸拿开，赫鲁晓夫摆摆手：“包吧，油墨别沾到面包上就行。”
他开始写东西。不是回忆录，而是关于农业种植的笔记。他在乌克兰、库班和西伯利亚工作过几十年，记得不同土壤适合的作物。写到玉米时，他停下笔，望着窗外发了很久的呆。最后那一页他没有写完。
冬天最冷的时候，别墅的暖气出了故障。维修工两天后才来，期间全家裹着毯子坐在厨房，靠炉灶取暖。赫鲁晓夫给维修工递热茶，对方紧张得差点把扳手掉在地上。“别怕，”赫鲁晓夫说，“我现在只是个领养老金的人。”
次年春天，院子里的苹果树开花了。赫鲁晓夫允许孩子们邀请同学来玩。几个男孩在树下奔跑，其中一个指着赫鲁晓夫问同学：“那是你爷爷？”孩子点头。“他以前真是个大人物吗？”“妈妈说以前是。”
六月的一天，一辆伏尔加轿车驶进院子。来的是一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送来了新的党员证。赫鲁晓夫的职务栏写着“退休人员”。他翻开红色的封皮，看了很久。“党费在哪里交？”他问。工作人员似乎没料到这个问题，停顿了一下说：“每月会有人来收。”
送走来人后，赫鲁晓夫把党员证放进书桌抽屉，和那些农业笔记放在一起。他听见客厅传来电视声，正在播放宇航员返回的新闻。主持人用兴奋的声音描述着欢迎场面。赫鲁晓夫站在书房门口听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客厅。
那年夏天，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诗。内容是关于田野和季节的，字迹很大，有时一页只写三四行。他从不给人看，写满一本就锁进那个放党员证的抽屉。
九月初，他散步时第一次被允许走出别墅区警卫线，在两名穿便服的人陪同下，沿着河岸走了两公里。他看到几个钓鱼的人，其中有个老人瞥了他一眼，迅速转过头继续盯着浮标。赫鲁晓夫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看着河面的波纹。回去的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
秋天树叶再次变黄的时候，赫鲁晓夫患了流感。医生每天来检查，开了一些药。病愈后他变得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云。妻子把收音机调到音乐频道，古典乐在午后缓缓流淌。
有一天，邮差送来一个包裹，寄件人地址是库班的一个集体农庄。里面是一小袋新收获的向日葵籽和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记得您喜欢这个。”没有署名。赫鲁晓夫把葵花籽倒在盘子里，一颗一颗地嗑。他嗑得很慢，直到夕阳把盘子染成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