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38 岁的白某在舞厅结识一名女子，双方商议以 200 元进行有偿性交易，女子将白某带回自己家中。

二人在交涉过程中，白某因自身原因未能发生性关系，女子仍要求白某支付约定的 200 元。白某拒绝付款，并临时起意，当场掐住女子脖子、捂住口鼻，抢走女子的金项链、手机以及现金。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白某在讯问时态度并不紧张，提交了一份精神分裂症的病案材料，试图以此免除刑事责任。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只要有精神病病历，犯罪就不用担责。

办案人员查看病历出院记录，上面记载 “意识清晰，情感反应尚协调”，这份病历无法证明其作案时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白某的抗辩不能成立。

《刑法》第十八条对此作出清晰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才不负刑事责任，家属或监护人应当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精神病人精神正常时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简单来说，有既往精神病史，不等于作案时丧失自控能力，二者不能等同。

2012 年 3 月 14 日《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对鉴定启动、鉴定人资质、司法审查作出明确规范。

早年陕西邱兴华案，曾引发司法界与医学界对精神病司法鉴定标准的广泛讨论，此后法医精神病鉴定形成规范：鉴定不只参考既往病历，核心是判断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当时的辨认与控制能力。

回到白某的案件，他并不满足精神病免责的法定条件。作案时他威胁被害人 “不给我我就掐死你，整死你我也就判个 20 年”，足以证明他清楚自身行为性质，知晓犯罪后果；

作案后丢弃被害人手机销毁线索，变卖金项链获得 23636 元并挥霍。从暴力胁迫到销赃，一系列行为目标明确、逻辑连贯，不属于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状态。法院、警方均未采纳这份病历作为免责依据。

白某的另一处认知误区，是对案件罪名的判断。他以为双方存在非法交易，只是拒付 200 元，仅仅属于民事或治安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 2005 年 6 月 8 日印发《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14 号）明确：即便双方存在非法债务、非法交易。

只要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拿走被害人本人合法所有的随身财物，超出原争议款项范围，就应当认定抢劫罪。本案白某抢劫的项链、现金、手机，和 200 元交易款无关，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入户抢劫属于法定加重情节，量刑起点为十年，最高可判处死刑。本案白某是以交易为由进入住宅，户内临时起意抢劫，依法不认定为入户抢劫。

抢劫罪属于行为犯，抢劫财物数额大小，不影响罪名成立。白某那句 “判个 20 年” 的狠话，说明他大致知晓抢劫罪的严重后果，只是误判了自己的量刑。

另外，白某属于多次犯罪的累犯。警方核查前科档案：2004 年 3 月因强奸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2007 年 2 月释放；

2008 年 6 月因盗窃罪判处八年、罚金五万元，2016 年 10 月释放；2017 年 8 月又因盗窃、抢劫判处五年四个月、罚金三万元，2021 年 10 月释放。本次案发距离上一次刑满释放不足五年。

《刑法》第六十五条就是针对累犯的法律规定。1979 年首部《刑法》，累犯的时间界限是三年；1997 年全面修订刑法，延长为五年，明确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特别累犯，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满释放后任何时候再犯同类犯罪，均按累犯论处。

白某前后犯罪均为故意犯罪，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间隔在五年以内，构成一般累犯，依法从重处罚。

至于抓捕，没有耗费过多警力。被害人报案后，警方很快将白某抓获归案。白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

部分赃款被追缴退赔被害人，属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而累犯身份，要求对其从重处罚。最终判决书的刑期，和白某作案时自己预估的刑期相差甚远。

信源：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