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14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这样宣判，所有人都懵了！

江国庆被枪决后的那些年，他父亲江支安很少出门。邻居们有时看到他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眼睛盯着远处发呆，手里捏着一叠厚厚的申诉材料，纸边都磨得起毛了。他跑过监察院、军方、报社，甚至找过当时审理案件的法官助理，但得到的回应要么是敷衍，要么是沉默。“案子都结了，你还折腾什么？”有一次一位穿军装的人不耐烦地冲他摆手。
江支安不识字，托人一遍遍重写陈情书。他记得最后一次去某个单位时，门口卫兵拦住他，说没有预约不能进。他站在八月的太阳底下，汗把衬衫浸透了，贴着瘦骨嶙峋的脊背。他从怀里掏出儿子小学的奖状，想说些什么，但卫兵只是别过脸去。

他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许荣洲正因另一起幼童性侵案被抓。在警局里，许荣洲很平静地交代了五年前那桩谢姓女童案，讲他怎么爬进厕所、怎么把女童带出来、用了什么工具。做笔录的警察听着听着，笔停了。这份供词被送到当年承办江国庆案的单位，然后被塞进档案柜最底层，上面贴了张条子：供述人精神状况不稳定，不予采信。
江国庆的母亲在他死后第三年病倒了，躺在床上总迷糊地喊“阿国放学了没”。江支安一边照顾她，一边继续跑申诉。有一回他在法院外遇到一个记者，记者听完他的叙述，叹了口气说：“老伯，这种事太多了，报出来也没人看。”还是给他拍了张照，登在报纸角落里，很小一块。

2010年，专案小组重启调查的通知送到江家时，江支安已经因为肺炎住进了加护病房。他抓着大儿子的手，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但一个字也说不出。他眼睛一直望着病房的门，好像在等谁，直到最后闭上。他没等到四个月后的无罪判决。
判决那天，法庭里坐了一些人，有记者、几个旁听的民众，还有江国庆的姐姐。法官念到“原判决撤销，江国庆无罪”时，姐姐把头埋进手掌里，肩膀剧烈抖动，但没有声音。旁听席上有个人摇了摇头，低声说：“人都死十几年了，现在判无罪有什么用？”
散庭后，几个记者围住当年参与办案、现已退休的一位前军官。那人头发花白，穿着浅灰色夹克，被话筒顶着退了两步。“当时有证据指向他嘛，”他语速很快，“测谎没过，又有自白书，谁能想到是错的？那时候压力也大，上边天天催。”说完就挤出人群走了。
另一边，许荣洲的庭审也在进行。因为缺乏直接物证，法院判他无罪。走出法庭时他揉了揉手腕，对律师说想吃碗牛肉面。有记者追问他当年为什么自白，他歪头想了想：“就……记错了啊。”后来他申请了刑事补偿金，理由是遭到不当羁押。
江国庆的骨灰一直放在灵骨塔里，没下葬。他姐姐说，没还清白，不敢让他入土。无罪判决书下来后，她去灵骨塔烧了一份复印件。灰烬被风吹起来，扑了她一脸。管理员过来打扫时随口说：“现在好了，总算可以安息了。”她没接话，只是盯着弟弟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二十一岁，比她儿子现在的年纪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