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坐在轮船上拍的照片，被众多外国人围坐在中间。眼睛斜看着摄影的照相机，他戴着兜帽，腿上盖着毯子，左脸上被日本人开枪擦伤的弹痕还清晰可见，从国外回来以后，李鸿章一言不发，他心里知道再也无力回天了。
天津码头的风裹着碎煤渣子，刮得人脸上发疼——接他的绿呢大轿就停在跳板三步外，轿帘被风掀得老高。
随行的差役弓着腰候在旁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领头的天津道台上前打了个千，声音压得很低。
“中堂大人……衙门里都收拾妥当了，京里派来传旨的人等了有小半个时辰了。”
李鸿章没接话，只扶着侍从的胳膊慢慢下船，脚步踩在跳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
他左脸上的疤痕在冷风里泛着点淡红，是当年在马关挨的那枪留下的印子，天一转凉就发疼。
轿子一路晃到直隶总督衙门，檐下的宫灯还褪着色，廊下摆的几盆秋菊已经蔫了大半。
传旨的太监端着明黄的圣旨站在正厅，见他进来，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
“李中堂这趟出洋风光得很哪，只是这趟出去办的差事，御史们可参了不少折子哟……”
李鸿章跪下来接旨，膝盖磕在冰凉的金砖上，疼得他皱了皱眉。
他知道圣旨上说的无非是那些老调门，说他擅主和议，说他崇洋媚外，说他有负国恩。
接完旨他扶着墙站起来，腿上的老寒腿犯了，旁边的侍从赶紧把那床他在轮船上盖的绒毯拿过来，搭在他腿上。
花厅的桌上摆着刚沏的祁门红茶，茶烟袅袅往上飘，模糊了他面前挂着的北洋水师海防图。
跟着他办了三十年洋务的周馥从外面进来，手里攥着一叠刚从船厂送来的账单，纸边都被捏皱了。
“大人，旅顺船厂的银子又接不上了，洋人技师的薪水欠了三个月，人家说再不发就要回国了……”
李鸿章接过账单，手指一页页翻过去，纸页哗啦哗啦响，他半天没出声。
他想起在德国看克虏伯兵工厂时，那些整整齐齐排着的新式大炮，想起美国铁路上跑的长龙似的火车，想起英国军港里停着的一艘艘铁甲舰。
那些东西不是没看见，不是不想买，不是不想学——可朝廷里的人一边骂他卖国，一边把办海军的银子挪去修园子，他伸着手要不到钱，说破了嘴没人信。
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涩得他舌根发苦。
“我在马关挨那一枪的时候，想着能少赔一千万两也是好的，能给海军多留两艘船也是好的。”
“现在出去走了一圈才知道，我们差的哪里是几艘船啊……”
周馥站在旁边，看着他鬓角全白的头发，鼻子有点酸，没敢接话。
窗外的风刮得更紧了，把院儿里梧桐的叶子吹得哗哗往下掉，扫叶子的杂役在院子里走着，扫帚划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响。
他把那叠账单轻轻放在桌上，手搭在膝头的绒毯上，指腹慢慢摩挲着绒面软乎乎的毛。
这毯子能盖住他老寒腿的疼，能盖住轮船上的海风，可盖不住整个国家漏进来的冷风啊。
换做是你处在那样四顾无人的时代夹缝里，又能比他做得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