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两江总督陶澍病危，面对想吃绝户的亲戚，怕死后7岁儿子被啃得渣都不剩！于是，他将7岁稚子和家业，托付给了一个连考连败的穷秀才——左宗棠！
陶澍把左宗棠叫到病床前，屋里就他们两个人。陶澍说话已经费劲，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季高，我这家业不小，亲戚盯着的人多。我儿陶桄才七岁，我死后他能不能活到成年，全看你。你答应我，别让他被那些人撕了。”左宗棠当时三十出头，连举人都没中，在渌江书院当个教书匠，穷得叮当响。可陶澍认准了他，因为几年前两人在醴陵见过一面，陶澍看出这人有骨头有脑子。左宗棠没犹豫，跪在床前磕了个头：“大人放心，我左宗棠有一口气，就保陶桄一天。”
陶澍咽气第二天，陶家那些亲戚就上门了。领头的叫陶德贵，是陶澍的远房堂弟，在衙门里挂个闲职，平时就爱占便宜。他带着七八个人闯进灵堂，嘴上说是吊唁，眼睛全瞟着库房钥匙和地契箱子。陶桄穿着孝服缩在角落，吓得不敢出声。左宗棠从侧屋走出来，挡在灵堂中间，问陶德贵想干什么。陶德贵皮笑肉不笑，说陶家这么大的家业，总得有人帮衬孤儿，不能让外人把持。左宗棠直接说：“陶大人临终托孤，我左宗棠就是这个人。谁要动陶桄的东西，先从我身上踩过去。”
陶德贵没把穷秀才放在眼里，当天下午就叫人搬库房里的米粮。左宗棠没跟他吵，转身进了书房，写了一封信，派人快马送到长沙给湖南巡抚。信里说陶澍尸骨未寒，族中有人要强占遗孤财产，请求官府派人来维持公道。同时，他把陶桄叫到跟前，教他一句话：“叔父们要分家，你就说等我长大再分。”陶桄记性好，一字不差。
第三天，陶德贵又来了，这回带着刀笔吏，说要立分家文书，让陶桄按手印。左宗棠把陶桄护在身后，对陶德贵说：“分家可以，但陶大人生前有遗嘱，家业分三份，一份给陶桄，一份给陶氏族学，一份留给陶夫人养老。你要分，先拿遗嘱出来。”陶德贵哪有遗嘱，开始耍横，叫人上来拉陶桄。左宗棠一把抄起门后的门闩，横在身前，说：“今天谁碰陶桄一下，我打断他的腿。我左宗棠是个穷秀才，命不值钱，你们谁想拿命换，尽管来。”那几个家丁看左宗棠眼睛通红，真像要拼命，没人敢上前。
陶德贵气急败坏，跑到外面喊：“左宗棠霸占陶家产业，外人欺负陶家孤儿！”左宗棠不理他，把陶桄关进内院，自己搬了张椅子坐在库房门口，三天三夜没合眼。到了第四天，长沙的差役到了，带着巡抚的手谕，说陶澍是朝廷重臣，遗孤财产由官府备案保护，任何人不得强占。陶德贵傻了眼，原来左宗棠那封信不仅写了实情，还把陶澍当年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一些旧账也附上了，暗示如果陶家闹大了，这些事抖出去谁都不好看。巡抚乐得做顺水人情，派几个人来镇场子。
陶德贵不甘心，又生一计。他私下找到陶桄的奶妈，许她五十两银子，让她把陶桄哄到城外庙里，说是去给陶澍烧香，实际要绑到乡下藏起来，逼左宗棠交地契。奶妈贪钱，真把陶桄带出去了。左宗棠发现陶桄不见，问清楚是奶妈带走的，立刻骑上驴追。他追到城门口，守城兵丁认得他是陶家托孤的秀才，帮他指了路。左宗棠在城外五里的石桥边追上了奶妈和陶桄，还有两个陶德贵安排好的汉子。左宗棠跳下驴，二话不说，上去就把陶桄拉到身后。那两个汉子要动手，左宗棠从怀里掏出一把短刀——那是陶澍生前送他的，刀鞘上刻着“忠义”二字。左宗棠说：“陶大人把儿子交给我，你们今天要抢，我就用这把刀跟你们说话。”两个汉子一看这架势，又是在官道边上，不敢真闹出人命，灰溜溜走了。
陶桄吓得直哭，左宗棠把他抱上驴背，一路走回城。路上陶桄问：“左叔，他们为什么非要抢我家东西？”左宗棠说：“因为你小，他们觉得你好欺负。但你记住，你爹是两江总督，你是陶家的儿子，只要你自己不软，谁也别想把你踩下去。”陶桄点点头，把眼泪擦干了。
回到陶府，左宗棠把奶妈辞退，又换了所有看门的人。陶德贵最后一点指望也没了，只好缩回去。左宗棠从此在陶家住了下来，白天教陶桄读书，晚上替陶桄管账，所有开销一笔笔记清楚，一文钱不往自己兜里揣。陶桄长到十八岁那年，左宗棠把库房钥匙、地契、账本全摆在他面前，说：“你爹的东西，一样不少，现在交给你。”陶桄打开箱子，发现连陶澍当年写的那份托孤手书都还在，上面只有一句话：“左季高，我信你。”陶桄跪下来给左宗棠磕头，左宗棠把他扶起来，说：“别谢我，要谢就谢你爹，他看人没看错。”后来陶桄考中举人，左宗棠也出山做了大事，但陶家这份托孤的事，一直被人记着。那些当年想啃绝户的亲戚，后来见了左宗棠都绕着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穷秀才认准的事，谁也别想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