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毕业生实名举报电信高管：13天“完工”的项目，报了33779人日的工作量。他说举报两年，等来的是一纸辞退通知！

2026年10月4日，一个叫郑季衍的男人，在镜头前坐了下来。

他199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02年进入中国电信集团政企部，在这个系统干了24年。2021年，他参与“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项目的验收报告处理。

现在，他被辞退了。他决定实名举报四个人。

刘某，项目期间任政企部总经理，后任集团副总经理。李某庄，参与实施和验收，后任集团副总经理。陆某军，曾任上海理想信息总经理，后入职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刘某新，政企部工业部总裁。

他指控这四个人，在一个国家级项目里，组织围标串标、伪造合同、虚报工作量，套取财政资金。

第一个数字：13天，33779人日。

举报内容里，有一组数字，是整件事最刺眼的地方。

项目核心软件开发合同，从签约到完工，13天。上报的工作量，33779人日。

算一下。33779人日，除以13天，等于每天需要2600人同时工作。一个软件开发项目，每天投入2600个工程师，连续干13天。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这个“项目”在物理上就不可能以它所声称的方式完成。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它就是一份写在纸面上的、公开的造假证据。如果有人签字验收了这个数字，签字的人需要解释为什么。

这不是“管理不规范”，这是把假账做在了验收报告里。

第二个数字：99.97%。

项目采购预算金额，3504.95万元。中标金额，3504万元。

吻合度，99.97%。

参与投标的四家公司，全部是中国电信集团自家的全资子公司。外部企业根本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据举报内容，整套招标手续，是在项目验收之前临时倒补伪造的。

围标串标的司法认定，有一个核心标准：是否存在实质性竞争。四家子公司关起门来竞标，预算和中标价几乎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这是排除竞争的典型特征。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串通投标罪，中标项目金额在四百万元以上即达到刑事追诉门槛。3504万元，是门槛的八倍多。

第三个数字：7700万，97.8%。

项目承诺拿出7700万元自筹资金配套建设。

据举报内容，97.8% 的自筹资金涉嫌造假。造假方式包括：订立虚假合同、虚高采购、账面调账、虚假费用列支。甚至拿出一份2019年就已完工、与本项目毫无关系的旧软件开发合同，来充当支出凭证。

真正投入的自有资金，164万元。

7700万减去164万，7536万的差额，去了哪？

举报材料里有一句话：“高管对此完全知情。”

第四个数字：两年。

郑季衍说，他自2023年起通过内部渠道逐级反映问题。

两年。

他等来的不是核查，不是处理，是被公司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相关责任人非但没被停职调查，反而出现“带病提拔”。

2026年6月，他被辞退。2026年9月，他将18项原始证据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2388举报平台正式递交。2026年10月4日，他坐在镜头前，实名举报。

1、法律定性：如果指控属实，涉嫌什么罪？

串通投标罪。 四家子公司内部竞标，预算与中标价吻合度99.97%，中标金额3504万。立案追诉标准是“中标项目金额在四百万元以上”。3504万，远超门槛。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贪污罪。 如果套取的3800万财政资金最终被个人或小团体非法占有，可能构成贪污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贪污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百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即便资金没有被个人直接占有，相关人员也可能构成此罪。立案标准是：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3800万元的财政资金被违规套取，远超立案门槛。

挪用公款罪。 如果套取的资金被用于其他经营活动，还可能涉及挪用公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篇案例分析中明确指出：以虚假合同套取公款，符合“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挪用公款立法原意。

那个13天“完工”的项目，那33779人日的工作量，那99.97%的吻合度，那7700万中97.8%的“自筹资金”——这些数字如果最终被查实，它们不只是郑季衍一个人的举报材料，它们是一份关于国有资产如何被“合法”转移的说明书。

（本文基于公开报道及法律规定分析，举报内容属于单方陈述，最终以纪检监察机关调查结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