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方前领导人黎笋的长子黎坚成曾在采访中称，当年越南之所以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是因为越南高层认为自己已经凑齐了三张足以取胜的底牌。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似牢靠的条件，最终却把越南推入了一场代价沉重的军事豪赌。
多年以后，黎笋之子黎坚成接受越南媒体采访，谈到了父亲以及1979年前后的中越关系。他的说法带有明显的越方立场，其中一些回忆还存在时间错误，不能直接当作完整史实使用。不过结合当年的外交档案，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河内敢于不断提高对华强硬程度，确实建立在几项战略判断上。后来的中文文章把这些判断概括成“三张底牌”，虽不是目前能够查到的黎坚成原话，却基本对应了当时越南面对的军事和国际环境。
第一张牌，就是越南对自身军事实力的高度自信。长期战争结束后，越军拥有大量经历过实战的军人。1978年12月，越南又大规模出兵柬埔寨，很快改变当地局势。这场军事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河内的判断：越军不但能够打长期战争，也有能力实施大兵团跨境行动。在这种连续军事胜利形成的惯性下，中国维护边境安全的决心和能力显然被低估了。
这恰恰是最危险的误判之一。战争经验丰富，并不等于能够无视国家实力、战略纵深和战争动员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异。越军此前面对的作战环境，与中越边境大规模陆上军事冲突并不相同。河内把过去积累的战争经验直接折算成面对中国时的战略优势，看起来手中多了一张牌，实际上只是把局部经验扩大成了对整个力量对比的判断。
第二张牌来自苏联。1978年越南加入经互会，同年11月3日，苏越正式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同期美国外交材料认为，这项安排给河内提供了重要的外交支撑，也被越南视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条件。苏联与中国当时关系紧张，越南因此判断，背靠苏联能够大幅提高自身安全系数。
问题在于，同盟关系从来不等于盟友会按照最乐观的设想直接参战。1979年2月边境战事爆发后，苏联虽然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向越南提供支持，也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没有把局势扩大成中苏之间的直接大规模战争。美国在战后形成的情报报告也判断，中国、苏联和越南在高风险环境中都保持了一定克制。
这样一来，河内眼中最有分量的一张牌，并没有按照设想发挥作用。苏联可以援助越南，可以从外交层面表态，也可以在其他方向形成压力，但让莫斯科直接为了越南承担与中国全面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是另一回事。把“获得支持”理解成“能够替自己承担战争后果”，本身就是战略判断中极容易出现的问题。
第三张牌，是河内对地区形势和中国战略选择的误判。越南在1978年12月大举进入柬埔寨后，希望迅速改变中南半岛力量格局。当时中美关系也处在重大变化期，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河内显然需要判断：中国会不会为了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以及不断升级的边境摩擦，直接采取大规模军事措施。
结果证明，这个判断出了严重偏差。1978年12月，中国广州、昆明两个方向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准备。美国历史档案也显示，柬埔寨问题、边境冲突以及中越关系恶化相互叠加，使军事风险快速上升。换句话说，河内看到的是中国需要发展经济、调整外交环境的一面，却没有充分估计中国维护边境安全与地区战略平衡的决心。
1979年2月17日，大规模边境战事爆发。战斗沿中越北部边境展开，越南原先设想的战略安全环境被迅速打破。持续约一个月后，中国宣布撤军。战事并没有演变成越南原先可能期待的苏联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也没有因为外部压力放弃既定军事行动。此前看起来能够相互支撑的几项条件，到了真正的战争环境中，没有一项能够单独替河内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战争并没有随着1979年春天双方主力行动结束而彻底翻篇。此后多年，中越边境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美国国务院1979年3月的报告已经判断，只要越南继续更加紧密地靠向苏联，中越之间长期保持军事压力的可能性就很高。后来边境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一次军事冲突留下的影响远比河内最初设想的更加深远。
越南为自己的战略选择付出的代价还不只在北部边境。大批越军长期部署在柬埔寨，使本就困难的战后经济承担沉重军事开支；北部又不得不长期维持大量兵力。原本希望依靠军事优势迅速确立地区主导地位，结果却形成南北两个方向都需要投入资源的局面。越南一直到1989年才完成从柬埔寨撤军，中越关系正常化则要等到1991年。
回头再看“三张底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河内手中完全没有牌，而是把每一张牌的作用都估得过高。久经战争的军队确实有战斗经验，却无法消除国家综合实力的差距；苏联确实是重要外援，却不意味着会无条件直接下场；复杂的国际环境确实能够提供活动空间，却不能成为判断中国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
黎坚成多年后的采访之所以值得关注，不在于其中每句话都可以当成历史定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当年越南高层战略认知的窗口。华侨问题、边境摩擦、越南向苏联靠拢以及柬埔寨局势几条线不断交汇，危险信号早已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