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负责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军统少将刘乙光被调离岗位。在送别宴会上，张学良当着众人的面说：“刘乙光既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他曾经救过我的命，我们也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现在他马上就要离开了，我也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我决定给他一笔钱，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张学良说完，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刘乙光面前的桌布上。信封没有封口，能看见里面是一张银行存单。满桌的官员都停下了筷子，目光在张学良、刘乙光和主位上的蒋经国之间来回移动。

刘乙光盯着那个信封，喉结动了一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收紧了。他知道里面是多少钱——三天前，张学良私下找过他一次，说知道他大儿子想开个小铺子还差些本钱。那数目，抵得上他好几年的薪水。

蒋经国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没有看那信封，也没有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汉卿的心意，刘副座就收下吧。”坐在蒋经国身旁的一位局长忽然笑着开口，声音在寂静里显得格外响亮，“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刘乙光抬起头，看了蒋经国一眼。蒋经国依然垂眼喝茶，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刘乙光深吸一口气，伸出手，却不是去拿信封，而是将它缓缓推回张学良那边。

“多谢副座美意。”刘乙光的声音干涩但清晰，“家里都还过得去。这钱，我不能收。”

推回的动作很慢，但很坚决。信封在光滑的桌布上滑过一小段，停在两人之间的空处。张学良看着那信封，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把它收回口袋。他没再坚持，只是举杯向刘乙光示意，一口饮尽了杯中酒。

宴席后半段，气氛更加僵硬。人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散场时，蒋经国第一个起身离开，没有和任何人道别。官员们簇拥着他迅速离场，只剩下张学良、刘乙光和几个收拾桌面的勤务兵。

两人站在初秋的院子里，樟树叶子偶尔落下。刘乙光忽然低声说：“去年秋天，你咳了整整一个月。赵四小姐托人从香港带的枇杷膏，被上面扣下了。是我去总务科吵了一架，才拿回来的。”

张学良转头看他。刘乙光望着远处黑黝黝的山影，继续说：“我知道你恨我扣你的信，扣你的报纸。但有些东西放出去，对你、对我，都是杀身之祸。蒋先生的脾气，你比我清楚。”

“我知道。”张学良说。

“那笔钱，”刘乙光顿了顿，“我心领了。但我要是收了，明天调查组就会进我家门。他们不会动你，但会说我‘与被看守人财物往来不清’，撤我的职，扣我的退休金。我家里……确实需要钱，但更需要我平安退下去。”

张学良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递给刘乙光一支，自己也点了一支。两人在夜色里默默抽烟。过了好一会儿，张学良说：“老刘，你这二十五年，也不好过吧。”

刘乙光吸了口烟，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我是看守，你是在押。可咱们俩，谁也没走出过这个院子。”他把烟蒂丢在地上踩灭，“明天我就不来了。会有人接替我。新来的姓王，脾气据说更硬。你……自己保重。”

他说完，转身朝大门走去，背影在路灯下慢慢拉长。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住，回头看了一眼。张学良还站在原地，朝他挥了挥手。

刘乙光也举起手挥了一下，然后彻底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三个月后，张学良托一个外出看病的机会，让司机绕道去了台北城南的一条小街。他在车里坐了十分钟，看见刘乙光的大儿子从一家新开的杂货铺里出来，在门口挂了“开业大吉”的牌子。铺子不大，但招牌崭新，玻璃擦得透亮。

张学良对司机说：“走吧。”

车子缓缓驶离。他从后窗看着那铺子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他没有告诉刘乙光，三个月前那个信封里的存单，他并没有注销。他用另一个名字开了个账户，每月定期往里面存一小笔钱，存的期限，正好是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