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师说：“女人只有离婚了，才会知道的秘密。要嫁一个能干的，就得接受他的强势；要嫁一个有钱的，就得面对他的多情；要嫁一个听话的，就得自己顶门立户；要嫁一个会过日子的，就得接受他的普通。说白了，嫁谁好像都会后悔。”

这话冷，冷在它把婚姻的账摊开了算：每一种男人，背后都附着一张账单。

可账单是一回事，日子怎么过是另一回事。嫁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此认了命。

民国的董竹君，嫁过一个最“能干”的男人，偏偏用后半生，活成了这段话之外的答案。

1900年，董竹君生在上海的弄堂里。

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家洗衣帮佣。

13岁那年，父亲病倒，家里揭不开锅，她被押进了一家堂子，做卖唱不卖身的清倌人。

就在那里，她遇见了夏之时。

这人来头不小。辛亥年在四川举事，做过蜀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反袁失败，避居上海。

他看中了这个眉眼清亮、说话有主见的小姑娘，要娶她。

十几岁的她，没被一个大人物冲昏头。据她晚年回忆，她提了条件：不做姨太太；

不要他花钱赎身，她自己跑出来；婚后，要送她去日本读书。

夏之时都应了。

一个深夜，她趁老鸨睡熟，从堂子里溜出来，跳上一辆黄包车，一路奔向他的住处。

婚后，她真去了东京。剪短头发，请先生补课，日文、数学、理化，一门一门地啃。那几年，她以为自己赌对了。

1917年，一家人回到夏之时的老家，四川合江。

旧式大家族，规矩一层压一层。她天不亮就起身伺候婆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料理得妥妥帖帖。

可丈夫变了。

夏之时被解了兵权，从风光的都督，成了闲居的老爷。

心里憋着火，抽上了大烟，脾气一天比一天暴。

家里大事小事，他一个人说了算。她稍有不同意见，轻则摔碗，重则动手。

她接连生了几个女儿。夏之时嫌是丫头，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

她攥着衣角，顶了回去：“女儿也是人，也要读书。”

能干的男人，确实强势。当年许诺送她读书的人，如今容不下自己的女儿读书。

她没有哭天抢地，而是悄悄给自己攒底气。

在成都，她办过织袜厂，开过黄包车公司，赚来的每一个铜板，都一笔一笔记在账上。

1929年，她终于下了决心。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回到上海。两人约定分居5年，后来正式离了婚。

据说临走前，她撂下一句话：我要让你看看，离开你，我董竹君照样活得出个样子来。

可上海并不好混。

她办纱管厂，赶上“一·二八”的战火，厂子毁了，血本无归。

一个女人拖着四个孩子，最难的时候，靠典当首饰过日子。

她没回头。

1935年，她凑来本钱，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川菜馆，取名“锦江”。

她亲自定菜单、试菜、管账。厅堂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字画，桌上摆鲜花。

麻婆豆腐、樟茶鸭子，一道道川味端上桌，门口排起了长队，想吃饭得提前等位。

后来，她又开了锦江茶室。

那个半夜从堂子里逃出来的姑娘，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女老板。

1951年，她把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锦江，全部交给了国家。

在此基础上建起的锦江饭店，后来接待过无数中外贵宾，她出任董事长。

当年被父亲认定“读书无用”的女儿们，也一个个念了书、成了才。

晚年，她写下自传《我的一个世纪》。

书里有一段话，后来被很多人抄在本子上：“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1997年，董竹君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

那位律师说，嫁谁好像都会后悔。董竹君后悔过吗？大概是有的。

她嫁过最能干的男人，也吃尽了最强势的苦。

可她没把后悔当成归宿，而是当成了起点。

婚姻是一道选择题，选错了，还能重答；人生是一道问答题，答案只能自己一笔一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