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12年四川总督尹昌衡与怀孕的妻子一张罕见的合影。照片里，身高近一米九几的尹昌衡坐着与约一米五几站着的妻子一前一后，一高一矮，形成了鲜明反差。

摄影师按下快门后，颜机的手轻轻搭在丈夫肩上。尹昌衡侧过头，低声说：“西征的调令下来了，下月初六开拔。”

颜机指尖颤了一下，没收回手，只是问：“能赶在孩子出生前回来吗？”

他没答，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放在她手心。“收好。若有事，去找你兄长。”

布包里是几锭银元和一枚私章。颜机攥紧了，小腹忽然一紧，是胎动。她吸了口气，把布包塞进袖袋，脸上又恢复平静：“家里有我。”

西征军开拔那天，成都南门外旌旗猎猎。尹昌衡骑在马上，回头望了一眼城墙，很快转回去，扬起马鞭。他没想到，这一去，不止是错过了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1913年秋，北京来的特使笑吟吟递上公文，说是袁大总统召尹都督入京述职，商议川边善后。幕僚们觉得蹊跷，劝他称病推脱。尹昌衡抖了抖公文，说：“不去，倒显得心虚。我平定康藏有功，他能拿我怎样？”

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车，直接被请进一辆封闭马车。车窗糊着厚纸，看不见外头。马车没去总统府，拐进了一条僻静胡同。

软禁的院子有三进，门口有卫兵把守。头一个月，尹昌衡还能拍桌子骂人，要求见袁世凯。后来送饭的老仆偷偷告诉他，四川都督已经换了人。他愣了半天，抓起桌上的青瓷茶壶，想了想，又轻轻放下。

颜机接到消息时，孩子刚满周岁。她当掉最后一对翡翠耳环，换了盘缠，把孩子托付给兄长颜楷，只身北上。到北京后，她找到一位川籍议员的宅子，在门外石阶上从清晨坐到日暮，终于见了面。议员叹气：“嫂子，不是我不帮。袁总统亲口定的‘暂留京畿’，谁也不敢多话。”

她不再求人，在西城租了间小房，每隔十天往软禁的院子送一次换洗衣物和书信。卫兵起初拦着，后来见她每次只静静站着，不哭不闹，渐渐也就接了。尹昌衡在院子里能收到干净衬衫，衬衫口袋里总塞着张小纸片，有时画朵芙蓉，有时只写个“安”字。

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尹昌衡在院里听到消息，大笑三声，对看守的卫兵说：“你去告诉他，洪宪皇帝坐不长久。”卫兵吓得脸色发白，不敢答话。那天夜里，颜机送的棉袍夹层里藏了张字条，只八个字：“蜀中不稳，静待其时。”

袁世凯病逝后，拘禁松了些。尹昌衡被移到一处小公馆，仍不得离京。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城一片混乱，看守他的卫兵跑了一半。他换了身旧长衫，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出了城。

颜机在天津码头等他。两人重逢时，她正抱着包袱靠在货箱旁打盹。尹昌衡走近，她睁开眼，怔了怔，从包袱里抽出件干净长衫：“换上吧，你身上这件有味了。”

回成都的客船上，尹昌衡问起孩子。颜机说，在兄长家养着，会认字了，常问父亲何时归。他望着江面沉默良久，说：“回去了，我也教不了他什么。这世道，拿枪杆的手，握不动笔了。”

他们没回都督府旧址，在城西租了个小院。尹昌衡闭门谢客，开始整理西征日记。偶尔有旧部来访，说起如今四川谁主沉浮，他只摇头：“不提了。”颜机开了个绣坊，接些绣活补贴家用。

1925年，儿子十三岁生日那天，尹昌衡把儿子叫到书房，递给他那枚私章。“留着，当个念想。别学我，这辈子一半在马上，一半在笼里。”

儿子接过章，忽然问：“爹，那张照片里，你为什么坐着？”

尹昌衡顿了顿，说：“你娘怀着你不舒服，站久了腿酸。我坐着，她靠着我省力些。”

照片一直挂在堂屋墙上。后来颜机老了，眼睛看不清了，还常指着照片对孙子说：“瞧，你爷爷那么个大个子，愿意坐下来陪着我。”

尹昌衡晚年皈依佛门，青灯古卷。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答：“乱世如江涛，载得动功名，也卷得走浮沉。能留张照片，让她靠一靠，就算没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