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深圳”两字理解深圳，不是不可以，但只是特别角度。

其实宝安县的干部档案里，早有了改革的气味。1978年夏天，县农业局的办事员陈江平翻着一叠报表，目光停在一行手写的备注上：“大鹏公社三洲田，三户联产，早稻超产七百斤。”他手指点了点那数字，抬头对桌对面的老会计说：“你看这个。”老会计凑过来看了看，又摆摆手：“特殊例子，不好推广。”

但陈江平把那张报表留了下来。他周末骑车去了三洲田，找到了那三户人家。带头的叫梁阿土，是个退伍兵。田埂边上，梁阿土蹲着抽旱烟，话说得直：“我们三家商量好的，收成按出工分，多劳多得。队里睁只眼闭只眼罢了。”陈江平在他家坐了半下午，临走时，梁阿土送他到村口，忽然说了一句：“同志，这么干，到底行不行得通？”

陈江平没回答。回县里后，他把见闻整理成一份简报，没敢直接往上报，先给了农业局副局长。副局长是本地人，看完沉吟半晌，只说：“先压一压。”那份简报就锁进了副局长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

时间到了年底，上头吹风要“解放思想”。副局长拉开抽屉，又拿出那份已经起了毛边的简报。他这次没压，径直去找了县委书记。书记刚开完会回来，外套还没脱，听他讲完，问：“就三户？”副局长点头。书记说：“那你去，找不止三户。看看能不能变成三十户。”

1979年开春，陈江平和副局长跑了七个公社。他们不再要正式的汇报材料，专找生产队长私下聊，去田头看那些长势特别好的地块。有些队长话里藏话：“我们这里啊，是‘明集体，暗包干’。”渐渐地，他们手里有了十几个点的情况，还抄录了一些社员私下订的“君子协议”。

三月，县里开春耕动员会。书记在台上讲完政策，话锋一转：“下面，请农业局的同志，汇报一下他们最近的调研发现。”陈江平被点名上台。他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头，手心冒汗，但把准备好的情况一条条说了出来，最后提到了梁阿土的名字和那句“行不行得通”。

会场先是极静，然后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散会后，书记把陈江平和副局长叫到办公室，关上门。“你们俩，带上材料，”书记说，“跟我去趟地区。”

地区领导听了汇报，问了几个具体数字，又问了社员的风险和意愿。最后说：“宝安县情况特殊，毗邻香港，可以先行先试。但步子要稳，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

回去的路上，书记坐在吉普车后座，忽然对副局长说：“你那抽屉，该清一清了。”又对陈江平说：“小陈，以后这类材料，直接送我。”

试点批复下来，选在了靠近边境、社队企业已有基础的附城公社。办法参照了梁阿土他们的模式，但更规范，叫“联产到劳，超产归己”。动员那天，公社礼堂挤满了人。梁阿土也被请来，坐在前排。轮到陈江平讲解具体条款时，他看到梁阿土一直仰着头听，手里捏着一顶旧军帽。

秋收时，附城公社的试点队早稻平均亩产比周围高了近两百斤。消息传开，其他公社坐不住了，开始有人到县里来打听“那个政策”。

年底，宝安县撤县建市，挂牌“深圳市”。在筹备组的文件里，附城公社的试点经验被写成一份附件。陈江平负责校对那份文件，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产量数字，还有梁阿土所在生产队的名字。他拿起笔，把“大鹏公社三洲田”这几个字，描得重了一些。

挂牌仪式后，有记者采访新领导，问深圳发展的起点。领导提到了政策、地理和时代机遇。陈江平站在人群后面听着，他知道，起点或许更早，藏在某个生产队长蹲在田埂边的疑问里，锁在某张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