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完《我想有个家》，走下舞台，黄晓娟对赵本山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疑惑地问：“为啥？咱俩不是合作好好的吗？”赵本山感到挺惋惜的。

赵本山点了根烟，没急着抽，就看着烟慢慢烧。黄晓娟把演出服仔细叠好，放进包里。后台人来人往，挺吵，他俩这角落反而安静。

“想好了？”赵本山问。

“嗯。”黄晓娟拉上包链，“录取通知下来了。”

赵本山点点头，吸了口烟。“上学是好事。就是……有点突然。”

“我也琢磨挺久。”黄晓娟声音不高，“老哥，跟你搭档这几年，我学到太多。可我不能总站你边上当那个‘搭茬的’。”

赵本山笑了，有点涩。“你可不是搭茬的。没你，好些包袱都响不了。”

“那是你本子写得好。”黄晓娟也笑了，“可我今年三十了。再不上学，以后更没机会。”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外头传来下一场节目的音乐声，咚咚的鼓点。

“潘长江前几天找我了。”黄晓娟忽然说。

赵本山抬眼看她。

“他有个本子，说想让我看看。”黄晓娟顿了顿，“我没答应。我说我得上学。”

“他本子不错。”赵本山把烟摁灭，“他那人，实在。”

“我知道。”黄晓娟站起来，拎起包，“老哥，我得走了。赶火车。”

赵本山也站起来。“我送送你。”

“别送。”黄晓娟摆摆手，“让人看见，又该瞎写。”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看这个待了多年的后台。赵本山还站在原地，穿着那件灰色中山装，像个普通的东北汉子。

“老哥。”她又叫了一声。

“哎。”

“谢谢你。”黄晓娟说完，转身走了。

赵本山站了会儿，慢慢坐回椅子上。搭档走了，明年春晚还得上。找谁呢？他心里盘算着几个人选，都不太对劲。不是节奏合不上，就是气质差了点。

他想，黄晓娟说得对。她不能总站他边上。他自己呢？也不能总指望一个搭档。

第二年春晚，赵本山换了新搭档。效果还行，观众也乐。可他下台后，总觉得哪儿差点意思。路过另一个演播厅，听见里头笑声特别响。他探头看了一眼，是潘长江和黄晓娟在演《桥》。

黄晓娟穿着大红衣裳，和矮个儿的潘长江站一块儿，反差挺大。她演得放松，和跟赵本山搭档时那种稳当不一样，多了点泼辣劲儿。

赵本山看了一会儿，悄悄走了。

后来有次开会，两人碰上了。黄晓娟主动过来打招呼：“老哥，最近挺好的？”

“挺好。”赵本山看她，“你学业咋样？”

“累。”黄晓娟笑，“比演小品累多了。”

“能坚持？”

“能。”她点头，“学到东西了。”

再后来，见面越来越少。赵本山拍了《刘老根》，黄晓娟去演了电视剧。偶尔在电视上看见对方，会多看两眼。

有年冬天，赵本山去沈阳办事，在省文联门口碰见黄晓娟。她夹着文件袋，匆匆从楼里出来。

“黄主席。”赵本山开玩笑。

“老哥！”黄晓娟站住，有点惊喜，“你怎么在这儿？”

“办事。”赵本山打量她。她穿件黑色羽绒服，头发剪短了，像个干部模样。“你这是下班？”

“还有个会。”黄晓娟看了看表，“老哥，你等我十分钟？我请个假。”

“忙你的。”赵本山说，“我就路过。”

黄晓娟犹豫了一下。“那你等我一会儿，真就十分钟。”

她小跑着回去了。赵本山站在门口，点了根烟。天冷，呵气成霜。

十二分钟后，黄晓娟跑出来，羽绒服拉链都没拉好。“走吧老哥，我知道附近有家炖菜馆不错。”

小馆子里热气腾腾。两人面对面坐着，像很多年前在后台对词那样。

“还上台吗？”赵本山问。

“很少了。”黄晓娟给他倒茶，“现在主要做管理工作。你呢？”

“我也少了。”赵本山说，“带带学生。”

锅里的酸菜白肉咕嘟咕嘟响。黄晓娟夹了块肉放他碗里。“老哥，当年的事……”

“挺好。”赵本山打断她，“你现在挺好。”

黄晓娟笑了。“你也是。”

他们没再提春晚，没提小品，就说说最近的天气，说说身体。吃完饭，黄晓娟抢着结了账。

“下次我请。”赵本山说。

“行。”黄晓娟送他到路边，“老哥，多保重。”

“你也是。”

赵本山坐进车里，看见黄晓娟还站在那儿挥手。车开出去一段，他回头，她已经转身往回走了。

他想，人这一辈子，搭档就像同路一段的旅伴。到岔路口，该分就得分。分开了，还能偶尔碰见，吃顿饭，问问近况，就算不错。

车窗外，沈阳的街灯一盏盏亮起来。赵本山闭上眼，想起1990年第一次和她排练《相亲》。那时候她紧张，总忘词。他就说，别怕，你就当咱俩真是来相亲的。

她问，那你是男方女方？

他说，我当男方，你当女方呗。

然后两个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