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瞿颖拿出10万元在常德给哥哥买下三居室婚房；同一年，她在北京接广告、拍挂历，单张身价已是普通工人十几年的收入。
哥哥拿到钥匙那天，手抖得对不准锁眼。瞿颖站在楼道里，听见嫂子在里面喊“慢点慢点”，声音里带着哭腔。她没进去，转身下了楼。常德冬天的风往脖子里灌，她裹紧羽绒服，心里却热乎。这钱花得值，爸妈走得早，哥哥把她拉扯大，供她上艺校，现在该她回报了。
回北京第二天，经纪人李姐打来电话，说有个广东的挂历商点名要她拍，开价十二万。瞿颖愣了一下，十二万，比给哥哥买房的钱还多两万。李姐在电话那头笑：“你傻啊，现在你什么身价自己不知道？去年那张泳装挂历卖疯了，加印三次。人家说了，只要你肯拍，钱不是问题。”
瞿颖去了。拍摄地在广州一个老厂区，铁皮棚子搭的临时影棚，热得像蒸笼。她换了八套衣服，从泳装到旗袍，从清晨拍到半夜。收工的时候，挂历商老陈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厚厚一沓，全是百元大钞。瞿颖没数，塞进包里就走。老陈在后面喊：“明年还找你啊！”她摆摆手，没回头。
回酒店路上，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瞄她好几眼，终于忍不住问：“你是不是那个挂历上的姑娘？”瞿颖说不是。司机嘿嘿笑：“你别骗我，我老婆买了三本，床头贴的都是你。”瞿颖没再说话，扭头看窗外。广州的霓虹灯一串一串往后跑，她忽然想起常德那套房子，不知道哥哥嫂子住得惯不惯。
第三天，李姐又来了电话，这回声音不对，压着嗓子说：“瞿颖，你哥出事了。”
瞿颖脑子嗡的一下。李姐说，她哥拿了买房剩下的钱，跟人合伙做生意，被人骗了，货全是假名牌，工商查上门，人扣了。嫂子挺着大肚子在派出所门口哭。
瞿颖当天飞回长沙，转大巴到常德。派出所里，哥哥蹲在墙角，脸上一个巴掌印，是嫂子打的。嫂子坐在长椅上，眼睛肿成核桃。瞿颖走进去，先看哥哥，再看嫂子，最后问办案的民警：“多少钱能解决？”民警说罚款加赔偿，至少八万。
瞿颖从包里掏出那个牛皮纸袋，往桌上一拍。钱还没拆封，银行捆扎带都在。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数了八沓，推到民警面前。剩下的四沓，她塞回包里。
哥哥抬起头，嗓子哑得说不出话。瞿颖蹲下去，盯着他眼睛：“哥，房子是给你结婚用的，不是让你拿去瞎折腾的。这次我替你兜了，下次你自己兜。”哥哥点头，眼泪掉在地上。
嫂子忽然站起来，走到瞿颖面前，鞠了一躬。瞿颖扶住她，手碰到嫂子隆起的肚子，心里一酸。她说：“嫂子，你别这样，一家人。”
回北京飞机上，瞿颖靠着舷窗，算了一笔账：给哥哥买房十万，捞人八万，一共十八万。今年拍了三本挂历，加两个广告，到手差不多二十五万。还剩七万。她闭上眼，想起小时候哥哥背着她上学，走三里地，汗湿透衬衫。值了。
飞机落地，李姐来接，车上递过来一份新合同：“有个洗发水广告，开价二十万，拍不拍？”瞿颖接过合同，翻了两页，说：“拍。”李姐笑了：“这才对嘛，你可是瞿颖，挂历女王。”
瞿颖没笑。她看着车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心里清楚，这行吃的是青春饭，能挣的时候得拼命挣。哥哥的事给她提了醒，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她摸了摸包里剩下的四万块钱，想着回去先把房租交了，再给嫂子寄点营养费。剩下的，存着。
车过三环，李姐忽然说：“对了，那个广东老陈，又加了两万，说只要你肯拍露背的。”瞿颖扭头看她：“拍。为什么不拍。”李姐愣了一下，然后大笑。瞿颖没笑，她只是看着窗外，一栋栋高楼往后闪，像那年常德街边的梧桐，飞快地退，飞快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