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鞠萍牵着儿子走下民政局的台阶，手里捏着的只有一个薄薄的绿色证件。她没有回头。公共汽车来了，她抱起儿子挤上车，两个行李箱就搁在脚边。
她租的房子在电视台老家属院，一楼的单间，墙壁有霉点，但走路到演播厅只要十分钟。第一晚，儿子睡在靠墙的小床上，她打开台灯看下周的台本，纸上的字却有些模糊。
第二天录《大风车》，开场音乐响起时，鞠萍脸上的笑容和往常一样亮。中场休息，她快步走到后台角落，用公用电话打到儿子小学。生活老师说孩子正在吃午饭，很乖。她道了谢，挂断时手指有些凉。
下班后她去接儿子，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在整理图书角。老师轻声说，孩子今天帮忙维持了秩序。鞠萍摸摸儿子的头，儿子从书包里掏出一个苹果，说是午餐发的，留给她的。
公交车上，儿子忽然说：“妈妈，你的手好凉。”说完用两只小手包住她的右手，低头呵气。鞠萍看着车窗上飞快倒退的街灯，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了行李箱的拉杆。
第三天，前夫打电话到单位，说周末要接孩子去爷爷家。鞠萍握着话筒，停顿了三秒，说：“好，下午五点前送回来。”
那个周六，她从早上开始擦洗本就干净的房间。电话铃一响就立刻接起，只是同事讨论节目流程。四点，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孩子们踢球。五点十分，钥匙转动门锁，儿子自己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袋糕点。
“爷爷给的枣糕。”儿子把袋子放在桌上，去洗手。鞠萍打开袋子，掰了一小块尝，很甜。她倒了两杯水，和儿子坐在小桌边分食那块枣糕。儿子说，爷爷问他想不想回去住。
“你怎么说？”
“我说我跟妈妈住。”儿子舔掉指尖的碎屑，“我说我们挺”
月底发薪日，鞠萍去银行存了大部分工资，只留下必要的生活费。柜员是位年轻妈妈，认出她后聊了几句孩子的教育。鞠萍微笑听着，在存款单上签名时，写下了儿子的名字作为受益人。
回家的路上她买了半只鸡。炖汤时，制片人来电话，说下季度节目预算调整，主持人的部分场次补贴可能会暂缓发放。鞠萍用肩膀夹着听筒，手里汤勺没停：“没事，按流程来就好。”
汤炖好了，满屋香气。儿子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跑到厨房：“好香！”鞠萍盛了两碗，金黄的鸡汤上飘着几点油星。儿子喝了一口，眼睛弯起来：“妈妈，和以前一样好喝。”
那晚，儿子做完作业，拿出一张画给她看。画上有间大房子，窗户很多，阳光洒满每个房间。儿子指着画说：“以后我们住这样的，我住小房间，你住有大窗户的。”
鞠萍把画贴在冰箱上，用一枚卡通磁铁压好。夜里她检查儿子被子时，发现孩子手里攥着那张画的草图。
年底，台里年终评审，鞠萍的观众满意度指标排在少儿部第一。部门主任找她谈话，暗示明年可能有新的节目机会，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鞠萍想了想，问：“录制时间能尽量安排在孩子上学时段吗？”
主任翻了翻日程表，点了点头。
走出办公室，鞠萍去学校接儿子。那天很冷，她把围巾摘下来裹在儿子脖子上。儿子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奖状，是这学期的“劳动小标兵”。公共汽车迟迟不来，两人站在站牌下，儿子忽然说：“妈妈，我们这样也挺好的，对不对？”
鞠萍握紧他冰凉的小手，哈出一团白气：“嗯，挺”
路灯次第亮起，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拉得很长，紧紧挨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