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特权阶层宁愿目睹国家覆灭，也不愿迈向平等的道路？
深夜，侯府的偏厅烛火通明。三公子赵桓将一份密报揉成一团，扔进了炭盆里。火光映着他紧锁的眉头。密报上说，城外三十里，流民聚集，已有小股人马抢夺官仓。“不过是些饿极了的泥腿子。”他对幕僚王先生说，“增兵弹压便是。难不成他们还能翻了天？”
王先生却指着案几另一份文书，那是江南几个大族联名呈送的“陈情表”，委婉建议侯府适当减租、开仓平粜，以安民心。赵桓看都没看，嗤笑道：“减租？今日减一成，明日他们便敢要五成。这口子不能开。江南那几家，无非是自己粮仓满了，想做善人，拿我们的根基去买他们的名声。蠢材。”
几日后，弹压的命令下去，流民死伤数十，暂时退却。赵桓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把玩着一枚玉印，这是朝廷新赐的，表彰侯府“镇抚地方有功”。他父亲，老侯爷，年轻时也曾锐意改革，削减过自家部分特权，却招致族中长辈激烈反对，最后郁郁而终。赵桓记得父亲临终前的话：“动了盘子里的肉，桌上的人便不再是朋友，而是仇敌。”他绝不做父亲那样的“蠢事”。
王先生没有放弃。他换了个方式，将一份简单的账册放在赵桓面前。上面罗列着府中近年来各项开支与田庄收入，旁边另一栏，则估算了若持续当前政策，三年内可能因民变、荒废导致的损失。“公子，这不是慈悲，是算账。如今让一分利，保十分本。”
赵桓盯着账册看了很久，手指划过“可能损失”那一栏惊人的数字。他动摇了。但动摇只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当晚，他的叔父，掌管家族最大盐铁生意的赵二爷来访。二爷听完赵桓的犹豫，放下茶盏，慢条斯理地说：“桓儿，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今天让一步，明天各房各支都会来问你：他们的利益为何不让？这侯府，还是你说了算吗？底下那些人，给口吃的便能安生，若给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念头，那才是无穷祸患。控制得住第一次，就控制得住第一百次。关键在于，刀要一直握在我们手里。”
赵二爷的话，像一根针，扎破了赵桓心中刚刚鼓起的、名为“理性计算”的气球。他想起族中会议上那些虎视眈眈的堂兄弟，想起依附侯府生存的数百家仆、庄头、官吏。这不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而是一张他置身其中、无法挣脱的网。他的“全部身家性命”，确实都绑在这张网上。
从那天起，赵桓不再看任何关于改革的文书。他加大了弹压的力度，同时用更多的钱财去打点上下关节，加固他的“控制力”。流民时聚时散，像草原上的野火，扑灭一处，另一处又起。王先生叹了口气，辞幕而去。
一年后的一个雨夜，曾被弹压的一股流民，在一个熟悉地形的小头目带领下，绕过了装备精良的护院家丁，直接打开了侯府防守最薄弱的西侧角门。喊杀声在后院响起时，赵桓正在书房，手里还捏着那枚玉印。他听到声音，第一反应不是逃，而是难以置信：“他们怎么敢？他们怎么能？”
火光很快映红了窗纸。他最终没能逃出去。混乱中，那枚象征着功勋与权势的玉印掉在地上，被无数慌乱的脚步踩进泥里。直到最后一刻，他大概都没想明白，为什么那些他眼中“给口吃的便能安生”、“控制得住”的人，最终选择了与他同归于尽。在他烧断的思维里，这依然是个悖论。而在旁人看来，这条路，从他揉掉第一份密报、拒绝第一个让步时，终点便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