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主席最担心的就是国家和党的和平演变和复辟，这关乎到十几亿人民今后的生存，是否稳定是否幸福？毛主席从当年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以下作的手段夺取政权以后的所做所为就预感到了苏联的发展和结局，这困绕在他心头十几年，为此也忧虑了十几年。说到关键这才是真正毛主席一生当中最担心的。

1957年春，一份关于农村试行“定额包产到户”的报告被递到他的案头。他看完，没有批示，而是让秘书找出另一份文件——那是他亲自整理的一组苏联集体农庄数据变化表。

几天后，他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展示了这两份材料。他指着苏联数据里1953年到1956年的曲线说：“你们看，赫鲁晓夫上台头几年，粮食产量是不是也往上走了？庄员是不是也拿到更多报酬了？”在场的人点头。

“然后呢？”他翻到后面几页，“土地开始集中，机器站被承包，名义上是集体，实际掌勺的变成少数人。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温水煮青蛙，一年变一点，三年大变样。”他放下材料，“我们今天要是也从这个口子打开，十年后，田归谁？工归谁？主义还剩下什么？”

1962年，某省上报了“三自一包”的显著成效，粮食增产数据喜人。毛泽东让办公厅的同志下去，不要只看报表，去村里找三类人聊聊：刚分到好地的、地少不得不帮工的、还有原来的贫协代表。

调查员带回来的话里，有欢喜，也有担忧。一位老贫农拉着调查员的手说：“同志，地是多了粮食，可我娃去给村东头张家帮工了，张家答应分粮，可这……这像不像又回到了从前？”

这话被原封不动记录在汇报里。毛泽东在“像不像又回到了从前”下面划了重重的两道线。他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念了这句话，然后问：“我们搞革命，是为了让这个‘从前’再回来吗？”

1965年，某大型工厂试行“利润提成奖”，车间主任收入远超普通工人，工人间开始称呼他为“老板”。简报送到毛泽东这里，他让人去厂里核实。核实的人回来，除了确认事实，还带了一句工人们的牢骚：“咱们这社会主义厂，怎么出了个‘小赫鲁晓夫’？”

毛泽东把这份简报和1957年他批注过的苏联“卢布挂帅”材料放在了一起。他对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说：“听见了吗？群众眼睛是亮的。他们不认识多少理论，但他们知道‘老板’和‘同志’不是一回事。奖金能刺激生产，也能悄悄刺穿我们和工人的关系。”

晚年他身体已很衰弱，但仍常让工作人员读两类材料：一类是国内生产统计，另一类是苏联社会变化的追踪报道。他听得仔细，有时会打断，问一两个细节。

1976年初，一次听完关于苏联特权阶层子女教育的报告后，他沉默了许久，对身边人说：“我把问题留下来了，但没有把答案留下来。后来的人，会找自己的答案。我只希望他们找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最开始，怕的是什么。”

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