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黄克诚的岳父贩卖鸦片，被判了死刑，行刑之前，黄克诚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干部，开口说：“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

负责此案的是高文华，当时是中南局的干部，和黄克诚认识多年。黄克诚说完这句话，高文华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后来跟人讲，那一刻他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念头——这个案子是中南局定的，黄克诚当时是湖南省委书记，兼着中南局委员，要是真开口求情，该怎么回。

黄克诚没等高文华多想，接着说了一句话：中南局决定枪毙唐某，我拥护，判决的事我不提一个字，我就是想让唐棣华去汉口见她父亲最后一面。高文华愣了一下，连声说应该，人之常情。唐棣华从湖南赶到汉口，在看守所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黄克诚没有陪她去。

这件事在湖南和中南局干部中传开，有人说黄克诚要求太严，连老丈人的命都不保。但黄克诚的边界感不是只在岳父的案子上才有的，从1949年10月他到湖南上任那天起，就把这个边界划得很清楚。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带着唐棣华和三个孩子从武汉去长沙。两个孩子寄养在岳母家已经五年，大女儿黄楠和大儿子黄煦都不认得父母了。

到长沙安顿下来，黄克诚对唐棣华说，从今天起我们家订两条规矩：一不准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唐棣华当时就答应了。

这两条规矩不是写在纸上做样子的。黄克诚的专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上学、看病、出门，从来不能用。小女儿黄梅年幼时多病，经常发烧，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叫一辆三轮车去医院。黄梅后来回忆说，雨天里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里往医院赶，她记了一辈子。

1955年有一回，黄克诚难得陪家人逛了一次商店。大女儿黄楠头一回见到可可粉，特别好奇，唐棣华也想买一罐。黄克诚看了一眼标价，八九块钱，马上放下，坚决不让买。

他说可可粉不是必需品，八九块钱够老家一个上学的孩子两个月的生活费了。黄楠说，那是他们唯一一次和父亲一起逛商店。

侄子黄中道临近高考时，担心考不上大学，写信给叔叔黄克诚，问能不能报考军校。黄克诚给侄子回了信，信里写的是：如果不能升学，就投入生产劳动，努力搞生产建设，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他勉励黄中道高中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为家人走后门。这封回信后来被收入建党百年展览，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的展柜里展着。

黄克诚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1980年春，小儿子黄晴结婚，社会上开始流行用小轿车迎亲。

工作人员来找黄克诚，说是不是破一次戒，让黄晴用专车接新娘。黄克诚当场拒绝，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为什么要开小车抖威风。黄晴真的骑自行车把新娘接了回来，不请客、不收礼，全家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喜事就办了。

1980年1月，黄克诚已经担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勇，为欢迎调来总参的张震、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和张才千，在京西宾馆请了一顿饭，花掉400元公款。有人把这件事举报到中纪委。杨勇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从红军时期就在一起打仗。

秘书提醒黄克诚，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黄克诚态度很硬：一顿饭吃掉400元，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我的部下更要查。

他亲自给杨勇打电话，说在端正党风的问题上，越是老部下越要严格要求，不然没法服众。杨勇第二天从自己工资里拿出400元补上饭钱，作了检讨。

后来黄克诚给子女立过一条家训：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他还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这里是没有后门可走的。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写过一句话，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黄克诚对家人的严格，根子上是对自己那条边界的忠实。

岳父的命他保不了，女儿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保了；老部下的饭钱他追了，小儿子结婚的自行车他准了。哪件事该管、哪件事不该管，他心里清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