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9月29日联合宣布，对13个被指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零部件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名单横跨俄罗斯、中国、中国香港与巴基斯坦。

美财长贝森特放话“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表面看这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的延续，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场距离美国本土万里之外的地区博弈，凭什么让第三国企业和个人付出“成本”？

很多国内外贸从业者，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这套规则带来的压力。一家小型跨境贸易公司，即便注册地在中国，交易全程在中国境内完成，只要这笔生意用到美元清算系统，或是涉及美国技术生产的零部件，就有可能被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盯上，纳入次级制裁的范围。这就是美国长臂管辖最核心的逻辑，它把本国单边法律，强行套用到全球所有国家的市场主体身上，不管相关行为是否违反企业所在国法律。

这次制裁名单里，包含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相关实体，美方给出的指控是协助伊朗搭建武器采购网络。我们需要分清两件事，联合国层面的制裁决议，和美国单方面加码的次级制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联合国安理会出台的制裁，具备国际法框架下的正当性，所有成员国有义务遵守。美国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自行扩大制裁边界，把第三国普通经贸往来也纳入打击范围，这套做法没有国际法支撑，本质是依托美元金融霸权推行的单边胁迫。

美元在全球跨境结算里占据的地位，给了美国动用次级制裁的工具。全球绝大多数跨境贸易、跨境资金流转，都需要经过美国掌控的美元清算通道。一旦实体被列入清单，相关主体就无法接入美元体系，海外账户会被冻结，企业很难再和全球多数合作伙伴开展结算。不少外贸企业本身没有参与武器贸易，只是供应链链条上存在间接关联，就会被连带限制，这种连带追责方式，经常误伤正常的民间商贸活动。

特朗普政府持续加码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也有很明确的国内政治诉求。强硬的对外制裁动作，可以向本土选民、国会保守势力展示执政姿态。美国国内不同产业群体，对伊朗政策的看法并不统一，能源企业希望恢复和伊朗的油气贸易，军工与保守阵营则坚持持续打压伊朗。不断更新制裁名单，是政府用来平衡国内派系诉求的手段，地区博弈的代价，却被转嫁到全球各国的市场主体身上。

我们国内相关部门多次提醒出海企业，要持续做好跨境业务的合规排查。很多外贸老板过去只关心订单利润，忽略制裁风险，等到账户被限制，海外业务停滞，才意识到长臂管辖的威力。国内也在持续推进本币结算体系建设，搭建独立于美元之外的交易渠道，就是为了降低国内企业在跨境贸易里，被单边域外制裁裹挟的风险。

不能简单认定名单上所有实体的指控全部属实，美方的制裁公告，本身就是单方面的指控材料，没有经过中立国际法庭的完整质证。被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很难获得完整的抗辩渠道，美方直接依靠金融权力实施惩罚。这种先定性、后追责的模式，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存在明显冲突。

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开始抵制美国滥用次级制裁的行为。欧盟早年推出过阻断法令，用来对冲美国对伊制裁的域外效力，不少新兴经济体也在扩大本币互换规模，减少对美元清算网络的依赖。霸权的金融工具，会随着各国多元化结算体系的建设，逐步削弱影响力，但这个转变过程不会很短，国内出海企业依旧要保持足够的风险警惕。

单边域外制裁，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它把地缘对抗植入普通商业交易。跨国商贸本应建立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之上，一个国家不能凭借自身金融优势，强制要求全球所有市场主体服从它的地区战略。这种霸权操作短期可以制造威慑，长期只会推动更多国家主动脱离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加速全球多极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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