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中国革命，不是慢慢变难的，而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跌进险境。4月12日以后，上海等地风云骤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集团也公开分共。

文家市那间不大的屋子里，空气很闷。几个委员坐着，没人抽烟。毛泽东把地图摊在桌上，手指从长沙那条线慢慢移到湘赣边界的山区。

“打不下去了。”有人说，声音不高。

毛泽东没接话。他看着地图上的山脉走向，过了会儿才开口：“硬拼要拼光。”

“中央的命令是打长沙。”

“命令要看情况执行。”毛泽东抬起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这些人死光了，谁去革命？”

屋里静下来。有人搓了搓手。窗外传来部队集合的脚步声，杂乱，带着疲沓。

卢德铭走进来，军装袖口破了道口子。他先看了眼地图，然后看向毛泽东。

“部队还剩八百多人。”他说，“弹药不够。”

毛泽东点点头，手指在山区间划了个圈：“往这里走。”

“上山？”

“上山。”

有人站起来：“这是逃跑！”

“不是逃跑。”毛泽东声音没提高，“是换个地方打。城里他们人多枪多，山里我们能动得开。”

争论持续到后半夜。油灯的光晃着人脸，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倦色。最后举手表决时，有三个手举得慢，但还是举起来了。

第二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站在土台上。底下的人站得歪斜，好些人绑着绷带。

“我们要去山里。”他说，“不是败了，是去找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革命不是一天的事，我们要准备走长路。”

底下有人问：“还打不打长沙了？”

“打，但要等我们长得壮实了再打。”

队伍开拔时，太阳刚出来。有个年轻战士边走边回头望长沙方向，被旁边的老兵拍了下肩膀。

“看什么，路在前头。”

“我想着城里的同志……”

“想着就行。活着才能想。”

山路越来越窄。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有时停下来等掉队的人。他的布鞋磨破了底，警卫员找了双草鞋给他换上。

“您该骑马。”警卫员说。

“马留给伤员。”他系紧草鞋带，站起来继续走。

第三天，遇到当地一个老农。老农站在田埂上看队伍，看了很久。

卢德铭走过去问路。老农指了方向，然后说：“你们是兵，怎么往山里钻？”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卢德铭说。

老农摇摇头：“没见过这样的兵。”他顿了顿，“前面的村子有民团，十几条枪。”

“多谢。”

队伍绕开了村子。晚上宿营时，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卢德铭说：“群众还怕我们。”

“慢慢来。”毛泽东卷了片树叶在手里捻着，“先让人看见我们不抢不拿，话才好说。”

第四天，有个战士偷吃了老乡地里的红薯。事情报到毛泽东那儿，他让把战士叫来。

战士低着头，手在裤缝上搓。

“饿了？”毛泽东问。

“两天没吃饱……”

“老乡也饿。”毛泽东从自己干粮袋里掏出块饼子给他，“这个你吃。红薯的钱从我津贴里扣，你去还给老乡，道个歉。”

战士愣住了。

“去吧。”毛泽东摆摆手。

等战士走了，卢德铭低声说：“这样处理太软。”

“我们不是旧军队。”毛泽东看着远处山头，“规矩得从这些小事立起来。”

又走了两天，进到更深的山里。侦察兵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个废弃的村子，能歇脚。

村子很破，但井还能用。部队在村里住下，派人去周围探路。晚上开会时，毛泽东在油灯下写东西。

“写什么？”何长工问。

“纪律。几条简单的，让每个战士都记住。”

他写完读出来：“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有人笑了：“就这些？”

“就这些。能做到这三条，就是好兵。”

夜里下起小雨。毛泽东睡在祠堂的草堆上，听见外面哨兵换岗的脚步声。很轻，但很稳。

他想起离开文家市那晚，有个委员私下问他：“这条路走得通吗？”

当时他没回答。现在听着雨声，他想，路都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不通也通了。

天快亮时雨停了。队伍继续出发，这次有了点不一样——那个偷红薯的战士走在最前面，帮一个脚受伤的兵背着枪。

太阳照进山坳时，毛泽东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雾正在散，山路弯弯曲曲，看不见尽头。

但他知道，路在脚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