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17岁的战士赵勇，对18岁的女医务兵谢楠说到：“姐，你看能不能借15块钱给我？我想给我爸买个收音机，”谢楠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津贴，掏出10块递给赵勇：“我先给你10块！”哪知，这事竟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
谢楠把钱递过去后，转身就钻进了闷热的帐篷。手术台上有个腹部中弹的战友正等着她递止血钳，她甩甩头，把赵勇那句“下月还你”的话暂时压了下去。
三天后的深夜，帐篷外一阵骚动。谢楠正给伤员换药，看见排长掀帘进来，脸色像被雨水泡过的泥地。排长没说话，只把一只沾满污泥的军用水壶和一张叠成小方块、浸透又干硬了的十块钱纸币，轻轻放在她手边的器械盘里。她盯着那张暗红色的纸币，手指还没碰到，就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窜上来。
天没亮，谢楠不见了。有人看见她朝存放弹药的临时仓库跑去。哨兵没拦住，她冲进去抓起一支步枪，对着后山无人区的天空连开三枪。震耳的枪声在清晨的山谷里回荡了好几轮。
一周后，处分下来了：撤销已经拟报的战地嘉奖，中止火线入党程序，即日复员。宣布决定时，谢楠一直低着头。散会后，她径直去了后勤处，托一位相熟的炊事班长帮忙。班长有个老乡在昆明军区服务社。一个月后，谢楠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崭新的“红灯”牌收音机，花光了她剩下的所有津贴和复员费。
她没有立刻回家。揣着收音机和那十块钱，她搭上了一辆往贵州方向运送物资的顺风车。一路颠簸了四天，才找到赵勇家所在的县。又步行了大半天，黄昏时拐进一个山坳，看见三间土坯房。屋前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剥玉米。谢楠走过去，把收音机放在老人脚边的箩筐里，说：“叔，这是赵勇给您买的。”老人抬起头，眼神有点混浊，看了她好一会儿，才慢慢问：“你是……勇儿的战友？”谢楠点点头，把那十块钱也塞进老人手里，转身就走。老人颤巍巍的声音追出来：“闺女，吃了饭再走吧……”她没有回头。
回到家，谢楠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第四天早上，她跟父母说，要念书。她找出中学课本，白天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一年后，她考上了省里的卫校。临走前，她把那台自己一直没舍得用的新收音机留给了父母。
卫校毕业，她分到县医院外科。日子像手术刀划过皮肤，精准而平淡。她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只有夜深人静，她会从衣柜最底层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是那张硬邦邦的十块钱。女儿有一次翻到，问她是什么。她想了想，说：“是一个没来得及讲完的故事。”
女儿十六岁那年，学校组织去云南研学，其中一站是麻栗坡烈士陵园。女儿回来，眼睛红肿，把一张照片递给谢楠：“妈，我找到一个叫赵勇的墓碑，把你的名字刻在旁边的小石头上了。”照片上，墓碑前放着一小束野花，旁边真的有一颗鹅卵石，上面歪歪扭扭刻着“谢楠”两个字。
谢楠看着照片，一夜没睡。第二天，她向医院提交了停薪留职申请。丈夫沉默了很久，问：“想好了？”她说：“就一年，去还个东西。”
到了麻栗坡，她在陵园附近租了个小房间。每天清晨，她带着一壶水、一把小刷子，从第一排墓碑开始，擦拭那些蒙尘的名字和照片。有时会遇到来祭扫的人，她就默默帮他们指路，或者递上一瓶水。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蹲在一块无字碑前抹眼泪，说找不到儿子的确切位置。谢楠陪她在管理处翻了一下午档案，最后在角落一本泛黄的登记册里，找到了对应的编号和位置。
离开的日子快到了，谢楠最后一次去擦赵勇的墓碑。她把那张珍藏了二十年的十块钱，小心地压在了墓碑底座下。然后，她从随身的布袋里，拿出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这是她后来按照记忆中的型号，在旧货市场淘来的——放在旁边。她拧开开关，电流声中，传出了咿咿呀呀的地方戏曲。
她没有立刻走，而是在旁边的石阶上坐下，听着收音机里热闹的唱腔，看着阳光一点点移过一排排整齐的墓碑。一个管理员走过来，看了看收音机，又看了看她，说：“这东西放这儿，怕下雨淋坏了。”谢楠说：“没事，坏了，我再换一台。”管理员没再说什么，递给她一个册子：“你要是愿意，可以帮忙核对一下这些没联系上家属的烈士信息，我们人手不够。”
谢楠接过册子，翻开第一页，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后面跟着籍贯和牺牲日期。她合上册子，抬起头，说：“我可能，需要再多待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