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一个美国人的“中国使命”

1，从美国公使到中国公使
1867年11月，北京总理衙门的饯行宴上，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日后若遇与中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
恭亲王奕䜣听罢，灵机一动，随即奏请朝廷委任这个洋人担任中国首任全权外交使节。
一个美国人，就这样成了大清帝国的“钦差”。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堪称奇观，却也折射出彼时中国走向世界的窘迫与无奈。

2，《万国公法》
然而，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机缘，给蒲安臣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
短短数年间，中国的外交事业从零起步，远跨重洋，走向每一个地方。

首先，蒲安臣为中国引入国际法，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提供了一件外交武器。
蒲安臣出任驻华公使期间，积极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于1864年在京师同文馆刊行。
这部国际法著作很快便派上了用场——在处理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扣押丹麦船只的纠纷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据《万国公法》中关于领海主权的条款，成功主张了大沽口海域属于中国管辖范围，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用国际法条文赢得外交交涉。
对于一个长期被“船坚炮利”逼迫签下不平等条约的帝国而言，学会用“道理”而非仅凭“实力”来与列强周旋，这个胜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3，阿思本舰队事件
1863年“阿思本舰队事件”，英国人李泰国擅自以中国名义组建舰队，企图由英方掌控指挥权。
总理衙门拒绝接收舰队，局面一度僵持。
蒲安臣主动斡旋，促成双方磋商，最终军舰退回英国，既避免了中英争执的扩大，也遏止了英国独控中国海军的图谋。

——正是这些具体而务实的外交协助，让恭亲王认定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4，《蒲安臣条约》
而蒲安臣对中国人民最重要、为惠最久的贡献，当属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
这份条约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对等地位，被梁启超称为“最自由最平等之约”。
条约规定中美两国人民可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两国公民均可进入对方官办学校就读并享受最惠国待遇。
尤其关键的是第七条——两国学生可以到对方国家游学。
正是这一条款，直接促成了1872年清政府启动首批官派幼童留美计划，中国公派留学的第一页由此翻开。
这批留美幼童中走出了一位梁诚，他在1908年成功说服美国总统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这笔退款又催生了庚款留美计划，影响了胡适、钱学森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

一条从蒲安臣条约延伸出去的历史链条，至今仍在中国现代化的叙事中清晰可辨。

条约第一条要求美方为中国在美公民提供保护，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国琦的研究指出，这一条款推迟了美国全国性排华立法的进程——美国国会中的反对者不得不承认，条约“墨迹未干”，不能立即背弃承诺。
清政府当时尚不具备保护海外移民的观念，而《蒲安臣条约》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人在美国享有与美国人平等的权利，这在19世纪的中外条约体系中是极为罕见的。

5，修约之旅与无尚哀荣
当然，蒲安臣的贡献不应被浪漫化。
他在驻华公使任内推行的“合作政策”，本质上是美国在国力尚不足以像英法那样以武力施压时，采取的一种务实策略。
但是，对于一个正试图从封闭走向世界的古老帝国而言，蒲安臣所提供的国际法知识、外交斡旋经验和条约框架，恰恰是它最急需却最匮乏的东西。

蒲安臣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走遍全球，以平等友好为原则，为大清与世界各国重修外交条约，废止种种不平等条约，夺回正当的尊严与权利。

黄龙旗——他亲手设计的旗帜——扬帆出海，中国，外交启航。
走过欧洲各国，1870年2月，蒲安臣史诗级的英雄征程，最终在俄国圣彼得堡画上句号，终年五十岁。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为这位大清出使各国钦差追授一品官衔，发放抚恤银一万两。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哈佛校园附近的奥本山公墓，灵柩上覆盖着星条旗与黄龙旗。

中国人，是最为重情重义的民族，从来不会忘了朋友，尤其是，在起程时慨然助推了一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