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个“小男孩”在街上碰见日军军官茨谷五雄，随后礼貌地鞠躬。然而，茨谷五雄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小男孩离开几步后，茨谷五雄当场毙命。

开枪的人叫李安甫。

茨谷五雄倒在街上时，李安甫已经拐进小巷。他把枪塞进怀里，脚下没停，远处很快传来日军的叫喊声。巷子尽头有一堆柴，他蹲下去，把枪藏进柴缝，又提起半桶水，装作一个刚干完活的孩子。

两个日本兵追进来时，他正从柴堆旁往外走。

士兵盯着他，他就睁大眼睛抬头看了一眼。对方挥了挥手，他低下头，快步离开。这个动作很普通，却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敌占区里的搜查，往往不是靠多复杂的技术，很多时候就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李安甫回到住处，关门后没有马上休息。他靠在门板上，听着外面的动静，街上依旧有人奔跑、叫喊。桌上只剩半个窝头，他拿起来咬了一口，慢慢嚼着。

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任务，手会不会抖？当然会。

到了晚上，队长悄悄进屋，告诉他任务完成，并递给他两块银元。这是上面给的报酬。李安甫把银元捏在手里，边缘硌着掌心，他说当时顾不上害怕，现在才有点怕。

队长没有让他继续留在城里。茨谷五雄被打死，日军很可能马上搜城，李安甫必须在三天后离开。可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队长已经告诉他，下一个目标叫川岛谷川。

这次，李安甫不再只是临时藏身，而是要换一个身份重新进城。

三天后，他穿着旧褂子，背着破书包，来到城东土地庙。队长递给他一张硬纸片，那是一张做出来的学生证。照片上的人和李安甫有几分相像，但名字已经换了，他叫王文启，身份是县小学生，家里开杂货铺。

为什么要把他装扮成学生？因为孩子的身份更容易接近目标，也更容易在街上活动。抗战时期的敌后工作里，送水、赶集、走亲戚、上学，常常都可能成为掩护，真正危险的不是身份听起来多么复杂，而是每一个细节能不能对得上。

队长把路线和时间交代清楚，川岛谷川每天四点从警备队出来，前往指挥部，路上会经过惠民桥。桥头有个卖烟的摊子，李安甫要在那里等着，靠近目标后连续开两枪。

这安排听起来简单，实际每一步都卡在几秒钟里。靠近早了，容易引起警觉，靠近晚了，目标就会走远，枪响之后还要找到退路，不能只想着开枪那一刻。

第三天下午，李安甫进了城。

桥头烟摊由一个老人守着，他花两个铜板买了一包烟，说是给父亲买的。老人没有多问，只是看了他一眼。这个烟摊并不只是卖烟的地方，老人也是队伍安排的接应人员，必要时还要替他制造假线索。

四点过五分，川岛谷川出现了。他穿军装，腰上挎着刀，独自走过来。

李安甫站起身，先鞠了一躬。川岛谷川果然放慢脚步，脸上还露出笑意。李安甫又往前走了一步，再次鞠躬，直到距离缩短到几步之内。

接下来的一瞬间，学生身份消失了，执行任务的人站在了川岛谷川面前。

第一枪打中胸口，川岛谷川踉跄后退，手还想去摸腰间。第二枪打在脖子下方，鲜血溅出。李安甫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转身就跑。

桥那边立刻有人喊叫。书包被甩在身后，枪被塞进怀里，他钻进巷子，七拐八绕，跑到城墙根的破院子里。院中堆着草料，他扒开草，掀开木板，跳进地道。

地道里没有灯，他只能摸着墙往前走。走了大约一炷香，前方才出现亮光。爬出去后，外面是一片坟地，队长正坐在坟包上等他。

任务是否顺利，结果已经摆在脸上。队长递给他水壶，又告诉他，烟摊老人第二天会去报信，说看见一个学生往西边跑了。这个假方向，会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另一边。

这种接应方式，在敌后斗争中并不罕见。一个摊位、一个熟人、一条地道，看似彼此分散，实际连成一条逃生路线。只要其中一环出了问题，前面的伪装就可能全部失效。

不过，不能把所有少年抗战故事都理解成相同模式。有人负责送信，有人负责侦察，也有人只是传递消息、带路或掩护撤离，真正拿枪完成刺杀任务的情况，风险明显更高，心理压力也完全不同。

李安甫两次都利用鞠躬接近目标，这种做法依赖的不只是胆量，还依赖对方的轻视和现场环境。

夜里，两人离开坟地，往山里走。队长提醒他，干这个不能想太多，想多了手就会软。李安甫只说自己没想，可这句话未必代表他真的平静。

到了营地，炊事班给他留了饭。他吃完后走到溪边洗脸，水里的月亮被夜风晃得不成样子。他盯着看了一会儿，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月影随即碎开。

枪响只是一刻，伪装、等待、逃跑和继续执行任务，才构成了一个少年在战争中的全部日常。问题也正在这里，面对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日军为什么会放松警惕？而李安甫在第一次开枪后，为什么还要再次走回城里？

答案不只是勇敢。敌后斗争拼的是胆量，也拼伪装、接应和路线，更拼人在极度紧张时，能不能把每个动作做得像平常一样。白天他是学生，夜里他躺在炕上看房梁，几天后又要换个名字，走向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