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这个人，值得每个成年人认真看一看。

靖康二年的春天，张邦昌坐上了一个根本不该属于他的位置，哭了。

哭得很实在，不是客套。一个宋朝宰相，清楚地知道自己踩进了万劫不复的地方，却已经没有退路。拒绝，当场就死；接了，以后再说。

张邦昌选了后者，带着那个"楚皇帝"的名号撑了三十二天。

后来被宋高宗下旨赐死在潭州。

这件事的根子，要从靖康元年秋天说起。

金军这一次南下，走的是两路合围。东西两路大军把汴京围住，在靖康元年年底攻破城防，入城。

宋徽宗在金兵第一次围城时就找了个理由跑路，名义上叫"南巡"，把烂摊子留给了儿子宋钦宗。钦宗一个人撑着，最终没能走脱，被俘。

父子两人先后被押往北方，随行的是几乎整个宋廷的上层，宗室成员、嫔妃、工匠、乐官、国子监学生，连皇家礼器和图书都装车拉走了。

后来历史上把这一段叫"靖康之难"。

汴京城还在，宫殿还在，但能做主的人，走光了。

金人需要一个临时的政治安排。军队撤走是迟早的事，但撤走之前要留下一个可以管事的架构，不然花力气打下来的地方，随时可能被南边夺回去。

解决方案是立一个汉人傀儡，名义上接管汴京及周边，替金朝撑着局面。

这个人的条件有几个：得是宋朝的高级官员，有分量；不能是赵家宗亲，否则容易成为复辟的旗帜；手里不能有兵，最好跟地方军事力量彻底脱开。

张邦昌被选中了。

他是徽宗朝起步的官员，在高层任职多年，靖康年间多次参与对金交涉，几次被扣在金营里做人质，对方跟他打过交道，觉得这个人"可用"。

官阶上，他是太宰，宋朝行政体系里最高级的几个位子之一。政治资本上，他没有军队，没有地方根基，金人放心掌控。

谈话的时候，张邦昌数次推辞，跪地哭泣，说自己无此资格，无此心思。金人的回应很平静：你不接，汴京城里的百姓来承担这个后果。

城里还有大量平民百姓。张邦昌最终接了。

靖康二年三月，金人主持典礼，张邦昌以"楚"为国号，在汴京正式即位。

即位之后，张邦昌的几个动作透露出一个意思：他没打算真的做皇帝这件事。

处理政务，他绕开大庆殿正殿的御座，挪到东廊一侧，用的是臣子的席位。公文格式走的是"手书"，不是正式诏旨，皇帝常规用的自称也不用。

宫里留存的宋廷妃嫔，他专门下令保护，任何人不得侵扰。

这些细节，后来宋高宗朝廷在追查那段历史时，是明确被承认的事实。

承认，但不代表因此无事。

金军在汴京待了约两个月，开始北撤。撤军消息刚出，张邦昌就开始布置交权的事。

他迎请孟氏出来主持大局。孟氏是哲宗朝的废后，在宫外生活了几十年，跟朝廷各方派系都没有深度牵扯，身份合法，又没有争权的动机，是当时为数不多能被各方接受的赵宋代表人物。

把孟氏请出来，等于在给南边赵构（后来的宋高宗）搭好接手的台子。

向宋高宗呈递的上表，张邦昌写得很详细，把那三十二天的每一步都解释了一遍。核心是说：金人以屠城相胁，若他一人去担这个名，能换城里百姓活路，甘愿如此。

这封上表被受理了，张邦昌回到汴京，等候朝廷的处置结果。

朝廷里的讨论并不平静。

李纲这时刚被起复，在处置张邦昌这件事上，态度鲜明。

李纲的意见摆得很清楚：张邦昌接受了金人的封号，以汉人皇帝名义居于宋朝旧都，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定了，不管事后如何主动交权、如何迎复孟氏，都是补救，无法改变先前接受这一切的事实。

宋朝的祖宗法度在这里，对此事的处置要有警示意义，要让后人明白什么事情做不得。

宋高宗最终下旨，贬张邦昌出朝，随后赐死，地点在潭州。

处置决定里还牵涉到另一件事。据宋廷的追查记录，张邦昌在"楚"政权存续期间，与宫中留置的一位宋廷妃嫔之间存在关系。

具体情形，各方说法不尽相同，但这件事在赐死决定里是明确列出的因素之一。

行刑那天，张邦昌有没有说什么话，没有可信的文字留下来。

《宋史》把张邦昌列入叛臣传。这是宋朝史官给他定的位置，也是后来历代史学的基本共识，没有争议。

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争论的不是他该不该被追究，而是他那三十二天里留下的那些细节，该如何理解。

那些刻意与皇帝礼仪保持距离的小动作，反映的究竟是他内心里某种未曾完全放弃的立场，还是在卷进去之前先给自己留一张牌，方便日后说话。

两种解读，各有人持，始终没有定论。

张邦昌被赐死于潭州的那年，是建炎元年。

他保护过的那些宋廷妃嫔，后来各有归处，史书没有专门记录她们对张邦昌这个人有过什么看法。

参考来源：
《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叛臣》，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朝北盟会编》，宋·徐梦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靖康稗史笺证》，宋人佚名著，邓广铭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